就《敵人》而言，其實更多的是先鋒文學的實驗之作，作者對形式的喜愛，對形式本身所承載意義的琢磨，要遠遠大于對故事本體的興趣。《敵人》的家族故事只是一個框架或線索，作者對家族逸事，愛恨情仇，對家族制度所蘊含的文化內(nèi)容、內(nèi)在矛盾性、在中國現(xiàn)當代史上的命運及對個體生活史的影響，包括對當代政治發(fā)展史，都不感興趣。作者旨在尋找個體的命運，它不是具體語境的人的命運，而是哲學意義的人的存在性，與此同時，作品探討了更為普遍的人類命題，如恐懼、空虛、死亡、殘忍等。因此，雖然《敵人》以迷離晦澀的情節(jié)來書寫神秘的家族仇恨對趙氏后人的巨大牽制力，但是，最終你更多地感受到的卻是對家族精神的徹底解構(gòu)，以血緣親情與道德倫理為特征的家族精神被生存本能與人性欲望所控制，作者更側(cè)重于對整個人類存在進行隱喻式書寫，而不是對家族本身進行某種探討。因此，當《敵人》再次重版時，竟被稱之為“神秘小說”，而這也得到作者的認同，也由此看出作家寫作著重點的不同。

蘇童的《1934年的逃亡》歷史背景更為模糊，竹器商人家族榮辱興衰的不可捉摸，有關(guān)性、生殖和瘟疫、災(zāi)難之間的隱喻，都展示出人類生存的晦暗、苦難、萎縮和悲劇性的一面，從而展示了一部縮微了的種族生存歷史。王安憶在《紀實與虛構(gòu)》中以創(chuàng)世紀般的熱情不斷地建構(gòu)和解構(gòu)自己的家族根源，“我”，茹家的后代，一開始便沉浸在急于尋找自己根源的宿命的狂熱中，她從浩如煙海的史料，從流傳于故鄉(xiāng)的先祖逸事中，發(fā)現(xiàn)了“茹”姓飲毛茹血、剽悍悲壯的過去，她渴望在對家族神話的追尋中來對抗日漸萎縮蒼白的種族后代。家族作為人類存在和生活的基本背景與現(xiàn)實生活中“我”的生活經(jīng)歷形成一種張力從而擴大了作品的容量，作者并不關(guān)注她的家族是否符合歷史的真實，是否反映出了家族制度的某種文化含義，她所關(guān)注的更多的是“我”存在的理由，也可以引申為人類個人生存的意義。余華的《活著》則從另一層面揭示人類生存的哲學理由：個人的存在意義從來都是建立在親人的背景之下的。死之意識彌漫在主人公福貴的靈魂中，只要他活著，他的親人們便存在。使人特別關(guān)注這部小說的原因不僅僅是它的主題意義的獨特，而是小說中所彌漫的那種輕松隨意略帶調(diào)侃和民間幽默的敘述方式，這種敘述方式使家族意象轉(zhuǎn)化為一種家族審美意識，從而使家族生存上升到人類生存境遇的抽象意味之中。這些構(gòu)成了20世紀小說家族主題的第四階段特征：尋找“人”的存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