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政治體制和經(jīng)濟體制的根本性改革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傳統(tǒng)價值規(guī)范的徹底解體，對于一代中國知識分子來說，無疑是一次嚴重的精神危機。但是，也正是這一次根本性的失落給文學帶來了自救的機會，作家只能在文學內(nèi)部找到自我確認的價值標向。知識分子走下（盡管有點不太情愿）神壇，放棄了啟蒙主義立場，開始從拯救自我出發(fā)拯救文學的失落，這就為形成新的文學觀念創(chuàng)造了外部條件。90年代突如其來的形式變革正代表著這樣一種變化：文學回歸自身，開始尋找一種具有自性的文學品格，開始真正追求屬于自己的歷史和美學原則。“事實上，在文學發(fā)展進程中，形式變革的沖動每時每刻都在壓迫著具有自覺意識的寫作者，而在文學失去意識形態(tài)的強大支撐的時候，形式變革的力量就起到?jīng)Q定性的作用……”這種形式主義策略一方面拆解了傳統(tǒng)的文學象征秩序，使文學有可能走向個體的審美創(chuàng)作，另一方面，從本文所探討的命題來說，相對內(nèi)化的創(chuàng)作恰恰可能使作家處于一種對“家”的游離狀態(tài)，他們對“家”產(chǎn)生了信任危機，在《在細雨中呼喊》《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你是一條河》以及其他許多作品中，“父”都處于缺失地位，這和世紀之初小說中“父”權的喪失具有某種重合性，而這種文化的游離感、沖突感和自我存在欲望恰恰是90年代以來的文學共性。

從20世紀之初傳統(tǒng)家族的大廈將傾，作家對家族以及家族制度義無反顧的拋棄，“十七年”整個社會拆解家庭，建構烏托邦的原始集體主義，到“新時期”對家和家族的重新審視和90年代對家族的超越以及由此而涉及的對人類存在的思考，家族意象始終沉潛其中，并且組成20世紀中國文學的重要部分。21世紀小說的家族主題會是什么樣子？它還會不會有像20世紀這樣承擔如此復雜的文學精神和文化意蘊？都無法預測。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作家心中永遠都有一個“家族”原型。心理學家榮格曾這樣描述人類的集體無意識：“每一個原始意象中都有著人類精神和人類命運的每一塊碎片，都有著在我們祖先的歷史中重復了無數(shù)次的歡樂和悲哀的殘余，并且總的來說遵循同樣的路線。它就像心里的一道深深開鑿過的河床，生命之流在這條河床中突然奔涌成一條大江，而不是像先前那樣在寬闊而清淺的溪流中流淌?！币苍S榮格更多地是指在人類歷史發(fā)展中個體成長的既定性和承繼性，但卻在無意中揭示出人類家族意識的淵源以及個體和家族之間的關系。換句話說，任何一個人都不可避免地在既定的家族鏈條上，都毫無選擇地接受既定的文化場。從這一意義上講，對“家”“家族”“根”的追尋將是文學永恒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