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作協(xié)工作時，曾有幸與汪曾祺先生有過幾次交往，去過他在蒲黃榆的家中做客。他好客，但有時卻安靜得可怕，個性鮮明。汪先生去世后，我多半是從汪先生的好友、老作家林斤瀾先生那里獲知他的有趣故事。

汪曾祺先生的兒女都非常出色，待人誠懇，樂于助人，像汪朗、汪朝都是有求必應(yīng)，這么多年幫了我很多忙。他們所寫的父親著作，我一直認為是作家家屬中寫作最棒的書籍，從不諱莫如深，情趣蕩漾，樂不可支。

當時我最想讀到的是汪曾祺的檔案，因為知道1976年、1977年汪先生曾被迫寫了十多萬字的交代，以此來換取政治上的解脫。原本查閱檔案之事想象很復(fù)雜，難度很大，但沒想到去北京京劇團聯(lián)系時，一遞上介紹信，就受到老干部處同志熱情接待。經(jīng)過領(lǐng)導(dǎo)研究，他們同意我查閱部分檔案。記得我第二次去劇團時，那一天剛好有京劇團老人去世，老干部處的同志大都去八寶山經(jīng)辦喪事，只留下一兩位小姑娘看家。小姑娘打開柜子，抱出兩捆東西，用一根塑料繩捆了十字結(jié)，上面有毛筆寫的“汪曾祺”三個大字。

打開一看，大都是汪先生寫的交代材料，約有十幾萬字，幾乎每一個專題都有專文解釋、辯解，有時一個題目會寫好幾次。汪先生用圓珠筆寫，下面有復(fù)寫紙，一式三份，筆觸很有力量。還有一些是外調(diào)、揭發(fā)材料，大都涉及汪先生在樣板戲的一些經(jīng)歷。我大約用了兩三天時間在辦公室查閱，對一些關(guān)鍵的資料做了筆錄。這些手寫的材料極為重要，如果書稿中缺失這部分材料，《汪曾祺的“文革”十年》就難以成篇。謝謝北京京劇團老干部處諸位同志，你們的好心好意成全一個寫作的夢想，成全一種史料的流傳。

在此次采訪中，我曾經(jīng)想努力接近京劇團“文革”中兩派人士，盡力想取得考證的平衡，但又很難成功，不少人不愿再去沾“文革”中瑣碎、說不清是非的事情，有的人談了最后又不讓在文中引用。最難以忘懷的是老團長蕭甲、老編劇梁清廉、老導(dǎo)演張濱江等老人，他們先后幾次接受我拉鋸般的采訪，不厭其煩，細微至極。他們均是汪先生創(chuàng)作時的重要領(lǐng)導(dǎo)者、合作者、觀察者，他們的口述綿長而又生動，是最出色的佐證材料。

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我引用了一些當時身居文化部副部長的劉慶棠（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黨代表扮演者）、錢浩梁老師（京劇《紅燈記》李玉和的扮演者）的口述材料，從高層的角度來印證汪先生當時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這十幾年間與劉老師、錢老師私下來往較多，他們對我的個人影響很大，教會我如何看待復(fù)雜歷史的奧秘，平淡對待生活中的中意和失意。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較早寫到江青在藝術(shù)方面較為內(nèi)行的提法，寫到江青指點彩排、關(guān)心劇團事務(wù)的諸多雜事，通過蕭甲的講述，在相當程度上還原了江青的一些為人特點：“她對作者到了哪一層不在意，是什么分子也不看重，誰有才氣就敢用誰，見了有才的人很客氣?！碑敃r寫這些內(nèi)容時還是有些怯場，畏手畏腳，生怕惹上麻煩。相隔十幾年，我們看待歷史人物的態(tài)度似乎變得更加從容和客觀，沒有惡意的漫畫，沒有恣意的丑化。

汪曾祺去世后，老作家林斤瀾一再感慨：“一生最好的談話伙伴沒有了，世上無人可談了?！绷掷闲木车穆淠突氖徥俏覀冞@一代人難以等同身受的，他們在過去險惡政治環(huán)境中生存艱難的境遇又何嘗是我們所能體察周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