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是想不自量力地為拿著長筒望遠鏡偵察文學的當代文學觀察家，提供一種源自本土文化的視角。自然，任何一種“視角”都不可能是全方位的?！耙暯恰币辉~業(yè)已表明，從“我”的角度能看到什么，也就同時強調了“我”還不能看到什么 。這是筆者在行文過程中時時謹記的一條戒律。本文絲毫沒有“復古”或回到“古已有之”的企圖——敬請“簡體字國學家”不要在這方面對這篇粗陋的小文抱任何希望——它只想摸一摸新潮批評界的綠林好漢們在沖鋒陷陣和行俠仗義時，暫時忘記或者看不上眼、看不順眼的東西。也就是說，“西”瓜已被高明者撿走，我抱住的僅僅是個也許還長有疾病的“東”（冬）瓜。這就注定本文提出的看法不過是一擔倒土不洋的雜貨，值不了幾文錢。

顧準先生在艱難的歲月里給他弟弟寫過一封信，簡約但深刻地指出了中國文化是一種史官文化，“所謂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權威為無上權威?！?文學作為文化的組成部分，在這方面當然也不可能成為漏網之魚。但顧準考察得更多的也許是中國的主體文化，對潛在于民間的下層文化多少有些忽視。事實上，與史官文化（正史文化）相對應、相對立、始終互滲卻又始終相對獨立的，還有民間的野史文化。也許，正是野史文化在正史文化大一統(tǒng)的天窗上鑿開了一個小孔，使中國人的性靈、肉體有了一個茍延殘喘的呼吸道。我認為，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的小說、戲?。└饕菑囊笆肺幕l(fā)展出來的。這是一個對我來說過于艱難的課題，且讓我們從正史文化與野史文化各自的理論支柱——儒道互補與楊墨互補——處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