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綠天館主人曾說：“史統(tǒng)散而小說興?！?巴赫金則說：“小說的興起是史詩世界觀瓦解的結(jié)果。”按照巴赫金的看法，小說可以是一種認識論意義上的不法之徒，是一個文本領域內(nèi)的羅賓漢和莽張飛，小說能夠瓦解任何社會的、官方的或上層的文化觀念。 因此，小說作為野史文體在中國歷史上一出現(xiàn)，就引起了正史文體的驚恐；正史文體意識到，自己一統(tǒng)天下的文體（世界感）空間不可能再次出現(xiàn)了。但正史文體仍有自己的高超手腕，它們采取對小說又“打”又“拉”的方式，使小說（世界感，或更加具體地說是楊墨互補支撐著的世界感）長期以來依附于正史文體。這可以分為如下幾層來說。

先說“打”。正史文體在稍事恐慌之余，就各種型號的兵刃一齊出動，對小說大打出手。常用的方法就是鄙薄它文辭低劣，與大道不合。于此之中，我們似乎也不難看到，不同的世界感之間會有多么大的深“仇”巨“恨”。連一向在暗中對正史文體心存蔑視的莊周也曾助紂為虐：“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 這里的“小說”當然還不是指文體；但是，將作為文體的小說看作“小”、“說”的觀念和態(tài)度，卻也大抵始于此。漢人桓譚稱小說為“殘從小語”， 不過是莊周的應聲蟲；班固征引據(jù)說是孔丘的言論來指斥小說為“小道”， 明明從正史文體立場出發(fā)，為“小說”的“黑五類”身份定了性。明人胡應麟作為一個頗有識見的學者，也稱《柳毅傳》“鄙誕不根，文士亟當唾去?！?《四庫全書總目》更是斥責《拾遺記》“其言荒誕，證以史傳皆不合”。即便是載首之器的《岳陽樓記》也被正史文體貶低，用以貶低的尺度則是給它貼上“傳奇體耳”的標簽 ——這是很有些來歷的老戰(zhàn)術了——當然也就“非儒者之貴也”。 據(jù)說，西方也有同樣的例子，小說在西方地位低下的跡象至今仍然可以發(fā)現(xiàn) ，似乎很可以互為參證、發(fā)明。應該說，在正史文體棍棒齊下之后，小說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妥協(xié)：凌濛初作為一個被正史文體排斥的“小說家流”，也曾自輕自賤地指斥小說“得惡名教”，這當然是楊墨互補和儒道互補相互對立生成的事實——并且詛其“種業(yè)來生”。 雖說有失厚道，但也足見棍棒威力。

“打”不是目的，拿作為文體的小說為正史話語所用才是宗旨，于是又“拉”?！袄钡姆绞酱蟮质枪膭钭鳛槲捏w的小說中與正史文體里所包納的世界感有重合性的那部分，并力圖使之發(fā)揚光大。班固就曾向正史話語建議：小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為什么？應聲蟲桓譚回答道：“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薄翱捎^之辭”當然是戴上儒道互補的老花鏡，在作為野史文體的小說中找到的。雖然“小說者，乃坊間通俗之說，固非國史之正綱”， 但可以“為正史之補”， 可以為“正史之余”， 可以為“信史”之“羽翼”， 可以“輔正史也”， 可以“與正史參行”， 因此，小說可以“資治體，助名教”， 于是，就有有心人鼓勵小說努力向正史文體發(fā)展：“此等文備眾體，可見史才、詩筆、議論?！?而小說在正史文體的擠壓下要想爭得活命的口糧，不這樣做，也許還真有麻煩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