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文體常常褒“義”貶“利”，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所謂“仁義而已矣”，“王何必曰利？”義利之辨，有必要把性善性惡之辨拉在一起來考慮。雖然荀子也曾提出過“性惡”，但幾千年來，“性善”論的確占有壓倒優(yōu)勢。正史文體常以水來比性，水（性）是不動的，因而是善的，為惡者只是水之動；不過，當然是逆動了。站在反對黨立場的李贄卻陰陽怪氣地說：“夫私（惡）者，人之心（性）也?！?這就是說，人從本性上就是惡的、自私的，也正是這樣，人在本性上才是真正不講“義”單曰“利”的動物。從民間百姓觀察世界的角度那里長出的小說文體，看到了太多這方面的事實，也就在潛意識深處認可了李贄的說法。對小說而言，“利”的本質(zhì)在“財”。比如《金瓶梅》，在生殖器高高勃起的背后，矗立的是惡以及由此而來的“貪”（財、利），它的結(jié)論是“這世上無一不是烏龜王八蛋”——“惡”使之然也。雖說《金瓶梅》一書“乃采摭日逐行事，匯以成編，而托西門慶也” ，它的真正用意是想寫出“上自蔡太師，下至侯林兒輩，何止百余人，并無一個好人，非迎奸賣俏之人，即附勢趨炎之輩” 。張竹坡說，西門慶是混賬惡人，吳月娘是奸險好人，玉樓是乖人，金蓮不是人，敬濟是小人，而王六兒與林太太等，直與李桂姐輩一流，總不得叫作人，蔡太師、蔡狀元、宋御史皆枉為人也。 惡導(dǎo)致貪（利），似乎僅是一窗之隔。西門慶說得好，即便是佛祖西天，也只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人只要有錢，就是強奸了嫦娥，和奸了織女，拐走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老了的潑天富貴——財能帶來一切，在惡的統(tǒng)攝下，你敢說不是如此這般嗎？總之，正史文體站在自身世界感一邊一相情愿地鼓吹人性善、唯義是舉，沒想到作為文體的小說三下五除二就將這層騙人的鬼把戲給拆除了：蔡太師、蔡狀元、宋御史等輩，在正史話語看來是絕對應(yīng)該成為圣人或準圣人的，在公開場合，他們也正是這么看待自己的。楊義先生在評價唐傳奇《魚服記》時說，它以魚服取代官服而倒過來看世界的謀略， 實在是小說顛覆正史文體的一絕。這差不多正是魯迅所說的“諷刺”，因為這種種特質(zhì)都掩蓋在儒道互補的正史話語之下，成了最常見的征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