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對正史話語和正史文體的瓦解、顛覆、解構，更本質的是諷刺，是從性善開始，一直追剿到“義”、“道”、“天理”，代之以“性惡”、“利”和“情”。追究起來，不過是正史文體的出發(fā)點是“代圣人立言”，小說則是“代此一人立言”， 歸根到底是由不同的世界感和支撐它們的不同原初理念決定的。誠如巴赫金所言：在小說與正史文體之間，甚至每一個詞“都是一個小小的競技場，不同傾向的社會聲音在這里展開沖突和交流” 。——當然有些夸大，意思卻是顯豁的。而小說作為和楊墨互補天然結為親家的文本體式，對擁有與自己不同世界感的正史文體進行諷刺，最直接的方法則是嘲笑，是像《好兵帥克》那樣，把正史文體統(tǒng)攝下的世界看成一堆笑話。在這里，笑話和情一樣，同樣具有了本體論性質，這種本體論又內在地被作為野史文體的小說轉化，從而成為小說自身的先于文本而自為存在的“世界感”；這樣，諷刺也就作為一種對付正史文體的先在姿態(tài)，出現在作為文體的小說中?！肮沤駚砟窃捯玻捘切σ病?，“不笑不話不成世界”。 ——這似乎算是對世界的笑話本體論所作的明確表述了。在這種世界感的統(tǒng)攝下，在小說眼中，“經書子史，鬼話也”；而世上眾生，亦不過“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復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復笑人”?！∪纭逗帽鴰浛恕匪疲澜缡且淮蠖研υ?，也正如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所說，在一個荒唐的世界上，唯一有價值的行為就是哈哈長笑了，但這正是作為文體的小說，對正史文體所昭示的道貌岸然的神圣性的徹底諷刺。“笑話”作為“解構”之物，不僅針對正史話語，也針對與小說自身相同一的世界感（即楊墨互補）：“一笑而富貴假”，“而功名假”，“而道德亦假”，“而子孫眷屬皆假”，“而大地河山皆假”。 “大地一笑場也?！薄敶酥H，難道除了諷刺、嘲笑，還有什么值得肯定的東西呢？然而，這正是小說擁有了更高意義上的世界感，在用更新、更高的世界感打量和審視小說與正史文體從前的糾葛、互相的斗爭與謾罵。

正如常識告訴我們的那樣，正史文體（經、史、文）的體式從先秦直到晚清并無質的變化，一向被正史話語表彰和鼓勵的詩歌作為文體，按照徐敬亞的“刻薄”看法，兩千年里不過是前進了三個字——由四言而為七言。 總之，都保持了文體上的相對穩(wěn)定性。究其原因，也許正在于它們的世界感（即儒道互補）在幾千年中變化不大使然。這其實也是可以想見的。而小說作為文體，一旦走向相對獨立，則體式變化愈來愈繁多，這大概是小說看待世界的多重、多樣世界感使然。“五四”文學革命后，詩歌、散文等文體，與古文、古詩等體式相較差別何止天壤，小說體式上的變化相較于詩歌、散文卻要小得多。這種種跡象或許可以說明，小說作為文體，文體作為與世界感同一的、先于小說文本而存在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差不多正是文體的“體”字所蘊藏的內涵了——而上述論述也大概可以當作我們“大膽假設”后的“小心求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