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任在二里崗戰(zhàn)斗后拖著病體殘軀只身一人逃往大荒山，在一所小學暫時安住下來。但他還是很快暴露了行蹤：在他從延安出發(fā)奔赴二里崗之前，應一位在香港辦報的老友的盛情約稿，寄去了他多年前寫成的一首詩（即《蠶豆花》）的修改稿，由于郵路不暢，發(fā)表時已在二里崗戰(zhàn)斗之后、葛任被認為“死難”之際。敏銳的國共兩方都從《蠶豆花》發(fā)表的時間上，嗅出了葛任可能還活著的蛛絲馬跡，也都隨即作出了迅速的反應：三個身負追殺葛任或者說降葛任重任的敘事人，分別從重慶和延安出發(fā)奔赴大荒山。他們風塵仆仆的腳步聲在他們對事件的講述中清晰可聞，直仿佛匆匆的腳步也構成了歷史的聲音化的一部分。

延安方面想置葛任于死地——既然他已經被報道為“英勇就義”、“以身殉國”，他就是不想死也由不得他了；重慶方面則想將其說降——既然他是共產黨的重要人物，既然他并沒有殺身成仁、引頸取義，一旦說降成功，不僅于黨國大有用處，也夠長期敵對的共產黨喝一壺。雙方的算盤都打得叮當作響，目的不可謂不明確，計劃也不可謂不周詳，但都在某一方面失算了：他們派去的人都與葛任有很深的關系；他們可能沒有想到，這些執(zhí)行任務的特派員和欽差們，都在為如何放葛任一馬殫精竭慮。

這個錯綜復雜的過程在小說有意味的藝術空間中，顯然有意識地涉及到了“愛”。延安方面認為，葛任只有死才能保住名節(jié)，現(xiàn)在殺死他也只能理解為被愛所驅使。一個叫竇思忠的袖珍領導人在向白圣韜交代任務時，說得再明白不過：

（我們）都深愛著葛任。哎，他當時若是就義，便是民族英雄?？扇缃袼裁匆膊皇橇?。他若是回到延安，定會以叛徒論處。要曉得，大多數(shù)人都認為，在急風驟雨、你死我活的斗爭面前，一個人不是英雄，就是狗熊。總會有人認為，倘若他沒有通敵，他又怎能生還呢？……不殺掉，他也將打成托派，被清理出革命隊伍。即使組織上寬大為懷，給他留了條活路，他亦是生不如死?！覀兌际瞧兴_心腸，可為了保護他的名節(jié)，我們只能殺掉他。……如果我們還像往常那樣深愛著他，那么除了讓他銷聲匿跡，沒有別的好辦法。

這真是擲地有聲的愛的宣言。這是愛的聲音化，似乎與歷史的聲音化無關，實際上又太相關了。因為愛這個人才去殺掉這個人，卻又要為此進行長篇大論、滔滔不絕的解釋或辯護，正是歷史的聲音化的本義之一，也是歷史的聲音縱欲術的引論之一，更是歷史的狂歡化被隨意利用的結果之一——歷史的狂歡化被加以利用的方式幾乎是無窮的，既然它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沒有明確方向的，正說明它有可能處處都是“正確”的方向。甚至這種用聲音包裹起來的解釋或辯護，也已經直接構成了歷史的聲音化的一部分。這非常清楚地表明：在死亡面前，一切語言的縱欲術和聲音的縱欲術并沒有失效，盡管切切實實的死亡本身并不需要這些嘈雜和饒舌。但對死亡的辯護和解釋的目的依然很明確：它要讓人安然地甚至是快樂地引頸就死。因為這就是愛，是“花腔”的自為運作賦予“愛”的內在律令。它無可辯駁的理由早已被充分地、滔滔不絕地聲音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