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方面則認為，只要說降葛任，就可以給共產(chǎn)黨難堪，也就可以為“攘外必先安內(nèi)”之達成添磚加瓦。這樣做也是為了民族大義。而這同樣是出于愛的考慮：犧牲了葛任在共產(chǎn)黨那里至高無上的神圣名節(jié)，卻又為民族解放大業(yè)貢獻了力量，在國民黨眼中，這兩者之間的差價葛任看來是不費什么成本就能白白賺到手，說到底還是便宜了葛任；如果說降不成，那就只好將他殺了。在重慶方面看來，這也是愛的意思：不讓葛任為共產(chǎn)黨效力，也就使黨國少了一大敵人——我們早就聽說了，國民黨始終認為只有它自己才能代表國家和民族，它從一開始就拍著自己的胸膛說過：兄弟我歷來都是贊成“天下為公”的。在這種情況下殺了葛任，意味著迫使葛任犧牲自己成全民族，盡可以讓他留名青史，這不是愛他又是什么呢？可是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妨來看看阿多爾諾（Theoder Wiesengrund Adorno）在《啟蒙辯證法》中為此類行徑下過的一個判斷：“只要有人被當作犧牲品，只要犧牲包含了集體與個人之間的對立，客觀上犧牲中就包含了欺詐?！?盡管阿多爾諾老兄的看法恰可謂誅心之論，但古往今來的文明史早已證明：他的擔憂并沒有任何實效，因為歷史的操作者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歷史的狂歡化、馴服歷史的狂歡化以使它走上“正確”的方向來為自己服務——葛任不過是這中間并無新意的又一例而已。

總之，在愛的籠罩下，在犧牲的廣泛吁請下，葛任肯定不會有任何活路，除非他答應逃離這個由各種型號的“愛”編織起來的是非窩。所以，國共兩方在這次行動中，都不約而同地給葛任取了一個相同的代號：0號。意思是沒有、不存在——有關這一點小說寫得很清楚。因此，葛任的死早就是預定的。愛與死在這里終于像一對幸福的情侶一樣手挽手地聯(lián)在了一起。在小說語境中，死是愛的結果，但同時又是愛的條件：沒有死，愛就無從體現(xiàn)。這真是一個類似于“闡釋學循環(huán)”的怪圈，但也是一個能夠讓人潸然淚下或仰天長嘆的笑話。有趣的是，以愛的名義讓葛任徹底變?yōu)橐粋€have nothing，在國共雙方看來，不僅僅是出于對集體（即集體性的“大歷史”）的考慮，更是出于對葛任本人（即個人性的“小歷史”）的愛護。不過，問題倒在于，葛任對此有何意見呢？這就不必考慮了。他們以愛的名義早已替他想好了。他只需接受就行。

三個敘事人出于對葛任的私人交情，都想放了葛任：白圣韜不惜降了軍統(tǒng)特派員范繼槐中將，因為他終于看出后者也有放掉葛任的心思，因為放了葛任他姓白的回到延安畢竟只有死路一條；阿慶為此還殺了他的同僚——另一個也想救葛任而不為阿慶所知的軍統(tǒng)特務楊鳳良。應該說，這三個人對葛任的愛基本上都是針對葛任本人（即愛的私人化），并不惜冒著背叛國共兩黨的神圣旨意的危險。但已是病體殘軀的葛任拒絕了他們的好意。他似乎早已心灰意冷，不再作生還的打算。“無端歌哭因長夜，婪尾陰陽剩此時?！?他的朋友們在萬般無奈之下，只好殺了他。有趣的是，他們都沒有親自動手（當然也不能或不忍親自動手），而是借一個日本人川井——也是葛任的朋友——完成了這項艱巨的工作。更加有趣的是，選用這種方式，據(jù)說也是出于愛。按照范繼槐的講述，情況是這樣的：

現(xiàn)在斃掉他，其實也是在成全他。既然他說國民黨一定要倒臺，共產(chǎn)黨一定要勝利，那我殺了他，他不就成為烈士了嗎？……不，我不能親自動手?！詈檬谴ň畞戆堰@件事給辦了。這樣一來不管誰贏誰輸，不管歷史由誰來寫，民族英雄這個桂冠葛任都戴定了。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天地良心，我是因為熱愛葛任才這么做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