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勝利，歷史就屬于誰，這當然不言而喻。W.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就曾多次說過，歷史向來只和勝利者共鳴，只愿意和勝利者的心相?。坏珶o論誰勝利，民族大義都是攥在這個勝利者手中用以解釋勝利合理性、必然性的重要籌碼，于是殺死葛任的歷史理由就更加充分，他被“零”處理的合法性也就更加堅固。歷史的狂歡化特性在這里的作用暴露無遺，如同在漆黑的大地上星星的意義昭然若揭：那些歷史的勝利者自以為馴服了歷史的狂歡化，沒想到，他們僅僅是被歷史的狂歡化特性當作長槍使用了一把；不過，讓歷史的狂歡化特性倍感難堪的是，歷史的勝利者確實是勝利了：他們也利用了歷史的狂歡化特性成就了自身，他們強行把歷史的狂歡化特性又一次強行拉到了于己有利的一邊，至少是在殺死葛任這件事情上。

李洱一邊動用講述（即歷史的聲音化），也一邊動用第四敘事人的“考證”，將愛與死緊緊聯(lián)系在了一起。由于“花腔”一詞自為運作帶出來的歷史的花腔化，讓人感到愛與死互為因果式地聯(lián)為一體，既過滑稽又太過嚴肅。以歷史的名義來看待一切事情，生與死也就被置于歷史的鏈條上，生與死的意義也被置于歷史的網(wǎng)絡中；在一切以歷史點頭才能作數(shù)的境域內(nèi)，愛作為生與死之間相互轉(zhuǎn)換、相互過渡的中間環(huán)節(jié)或核心內(nèi)涵，也就順理成章。這就是說，愛也最終被歷史化，愛成了一個具體的、歷史性的概念，喪失了它本來應該具有的絕對性，容不得解釋上的半點兒閃失。但由于歷史的花腔化或花腔特征，已被歷史化的愛也天然打上了花腔的嘴臉。它看起來在邏輯上無懈可擊，卻經(jīng)不起來自心靈的真正推敲。E. 云格爾（Eberhard Jungel）堅定地說：“死必須嚴格限制在那個界限：沒有任何人有權設置它，因為沒有任何人能夠取消它?！?云格爾的看法未必邏輯嚴密，但它合乎我們“凡夫”的內(nèi)心。我等草民從來就不愿意歷史的、具體的愛導致的死無端降臨到我等頭上。但歷史的花腔化和花腔化了的愛，卻往往傾向于拒絕來自心靈的考量。不用說，它們當然有自己的道理。

為此，李洱在小說中為愛的含義有意設置了驚心動魄的一幕。葛任的爺爺非常寵愛一只名叫咪咪的小貓，其寵愛程度甚至超過了對孫子葛任的愛。但這位老人在臨死前，將咪咪熬成一鍋湯喝了下去。他認為那是對貓最好的愛。第四敘事人引用相關檔案對此大發(fā)議論：愛也會帶來災難，愛就是殉葬！而這，放在小說的語境中，正可看作歷史的花腔化帶來的有關愛與死的倫理學。這種倫理學為“愛就是殉葬”提供了合法性上的論證，也讓那種在愛與死之間建立起來的類似于“闡釋學循環(huán)”的玩意兒，頃刻之間擁有膽豪氣壯的正當性。愛與死的倫理學從根本上證明了歷史的花腔化和歷史的狂歡化帶來的殘忍，但歷史的花腔化和被歷史的勝利者馴服了的歷史的狂歡化，卻往往將這種殘忍看作“必然性”，這就是歷史的車輪不可阻擋的真實意思。出于亞里士多德所謂“必然性不聽勸說”的硬性原因，對于這樣的龐然大物，我們又能說什么，還能說什么呢？但在此我們依然可以站在“凡夫”的立場問一句：歷史的車輪的確“必然性”地滾滾向前了，但憑什么偏偏讓我為它做出犧牲？誰給了它這樣的權力？更加重要的是，誰知道歷史的滾滾車輪最終會駛向何方？人真的有力量隨心所欲地調(diào)控歷史的狂歡化特性，讓歷史的車輪奔向命定的目的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