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學者，比較追趕潮流的，無不大用特用西方的文學理論來作研究。大家或對馬克思主義馬首是瞻，或對心理分析學心向往之，或對佛萊崇奉如對佛祖，或與結構主義結了不解之緣，或對女性主義頂禮如對圣母或圣女；到了后現(xiàn)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流行的時候，中華學者便都成為“后學”，見賢思齊唯恐不及。上述種種主義的提出者、發(fā)明者、叱咤風云者，都是洋人。華人學者在國際文學理論的舞臺上，大抵是角色可有可無，聲音非常微弱（1）。劉若愚頗具雄心的《 中國文學理論 》（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2） 等書，用英文這國際語言撰寫的，出版至今三四十年，有多少西方學者征引、介紹、推崇過？

中華學者“拿來”西方理論，大用特用，全盤地用，大概基于外國月亮圓、外國理論好的心理，也可能因為大家認為西方文化是強勢文化，形勢逼人，如果不用就不夠國際化、全球化。認為外國理論好的中華學者，往往崇洋之外，還抑華。研究中國文論的學者中，“國學大師”王國維認為西洋人善于思辨和分類，中國人則否；服膺王國維及其《 人間詞話 》的葉嘉瑩則說：西方人善于“科學推理”，中國人反之。近年的某些論調如出一轍，有“古代文論沒有現(xiàn)成的理論體系”、中國文化從“周易開始就是模糊的”等說（3）。真不知道“國學大師”及其后學的古書是怎樣讀的?！?禮記 》、《 管子 》、《 呂氏春秋 》、《 史記 》、《 文心雕龍 》等書沒有思辨、科學推理、分類、體系？

西方有一位漢學家，也說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語言是用典故的、用比喻的”；“批評家極愛用關鍵詞，同時對界定這些詞語的問題幾乎全無興趣”；中國古代極少“全面的、完整的理論著作”（4）。有這樣的幫腔，也可說是謀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幫兇，中國古代文論要被判極刑了。不認為中國古代文論該死，只認為逼于全球化國際化才無奈地采用西方理論的中華學者，在回顧、檢視中國古代文論之際，乃提出“中國古代文論的現(xiàn)代轉換”的主張，希望采取、調整、重建中國古代文論，把它轉化為今天可用的文論，為它建立今天可用的文論體系（5）。

在議論如何“轉換”中，有人認為“虛實相生”、“風骨”等概念有中華特色，有人對“意境”說特別鍾意，認為可以提倡。“轉換”這個議題出現(xiàn)了十多年，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人提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轉換”后建立體系的具體主張。在這樣的空間，廖化做先鋒，筆者于本文嘗試提出一個具體的建議，以供中華文論界參考、批評，看看能否凝聚一些共識。筆者建議以《 文心雕龍 》為基礎建構中國文學理論體系。要成為一個穩(wěn)健、適切可用的當代中國文學理論體系，它必須首先具備體系性，又要有恒久性，還要有普遍性和實用性。普遍性指和西方的經典文論多有相同、相通之處。《 文心雕龍 》正具有這些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