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份工作可以更加有效地應對非同代人中的競爭對手，創(chuàng)造出新的方法，對屬于學術研究范疇的過去的領域進行拓展，而不是就這么把它扔掉。當然，我們寫作《閣樓上的瘋女人》的部分樂趣，并不是源自我們高度清醒地意識到自己要和非同代人中的對手進行競爭，而是源自那種幸運，那種幸運在今天被人們稱作是我們的“歷史地位”；對我們來說，就是那么簡單，當時在學術界沒有任何女性主義的前輩，因為在我們相遇并一起撰寫《閣樓上的瘋女人》這本書時，女性主義批評還沒有誕生，這本書記錄了我們處在一個披荊斬棘的時刻那種興高采烈的心情。

準確地說來，那樣一種興奮和激動的感覺一定激勵了那些批評家，他們的著作促成了其他被政治化了的學術領域的形成，促成了諸如美國非洲裔研究、男同性戀研究和女同性戀研究等分支學科的誕生。正如它們的后繼者沉醉于自己后來在這一領域所進行的變革一樣，我們也希望我們在女性主義批評領域的后繼者能作出同樣的建樹。因為假如我們不時地會被所受的攻擊激怒，假如在別的時候我們可能擔心那些理論上的胡言亂語會在改頭換面之后卷土重來，毫無疑問，讓爭吵壓倒我們對于女性主義批評生命力的信心是鼠目寸光的，女性主義批評會顯得更復雜，但同時也會比以前更具有包容性、更人性化，更體現出真正的冒險精神。對初創(chuàng)時刻的追懷或許是無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對當時的復雜性只作簡單化理解，或者錯誤地利用它來驕傲自滿，（更糟糕的是，）脫離當前的實際，那就是大錯特錯了：除了某些成功之處以外，女性所面臨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無論是在學術圈之內，還是在學術圈之外都是如此。年輕一代女性主義者們既不是我們的后代，也不是一味復制我們觀點的人，她們完全是我們的盟友，她們面臨著使人氣餒的來自專業(yè)和學術的種種壓力，我們中的那些在20世紀70年代曾經打下印記的同道可以和她們共同前進。

盡管我們偶爾也會有一些懷疑與悲觀的時候，但我們“從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中得來的強烈的快樂”卻使我們堅信，葉芝在《19 世紀及其后》中所提及的“偉大的歌謠”，我們在《閣樓上的瘋女人》中所探索的曲調—即奧斯汀、勃朗特姐妹、瑪麗·雪萊、伊麗莎白·巴瑞特·勃朗寧、喬治·艾略特和艾米莉·狄金森的明智、聰慧與奔放的激情——將再次重現，并節(jié)奏鏗鏘，我們沒有人能夠對此作出預言。正是出于這一原因，我們尤其要感謝耶魯大學出版社，正是它在《閣樓上的瘋女人》恰逢21 歲生日，即開始步入成年之際，決定對這部著作進行重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