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圣經·舊約》的次經所記載的猶太人的傳說，莉莉絲是亞當的第一位妻子，她并不是從亞當的肋骨中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是和亞當一樣，由大地而生。因為她認為自己和亞當是完全平等的人，所以不愿意臣服于其下。因此，當亞當迫使她服從時，她就很生氣，口中喊著那個需要避諱的名字，飛到了紅海的邊上，和魔鬼們住到了一起。上帝派來天使傳遞旨意，要她必須回去，否則每天里她會有100個和魔鬼所生的孩子死掉，莉莉絲寧愿接受這一父權制婚姻所帶來的懲罰，于是通過傷害自己的嬰兒來向上帝和亞當復仇——她傷害的主要是男性嬰兒，人們普遍認為，男性嬰兒一旦受到攻擊會更為脆弱。莉莉絲的故事告訴我們，在父權制文化中，女性的言說和女性的“膽大妄為”——也就是說，女性對男性霸權的反抗——是無可逃脫地聯系在一起的，并無可避免地體現出惡魔般的特征。莉莉絲這個形象不僅被驅逐出了人類社會，而且還被驅逐出了《圣經》中所記載的半神圣的公共歷史之外，女性被告知，假如她們膽敢為自身進行定義，就必須付出這樣的代價，莉莉絲的形象就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這一代價是極其慘痛的：她受到了詛咒，這既是因為她是一個“抽身一走了之的”人物，還因為她居然敢于冒犯通過命名的行為而體現出來的根本的文學權威，莉莉絲于是被禁錮于復仇行為（殺嬰）之中，而這一行為只會給她帶來更多的痛苦（因為殺害的是自己的孩子）。而且，她的這種單槍匹馬的反叛行為的本質也強調了她的無助和孤獨，因為她的抗議所采取的是一種拒絕和離開的形式，是一種逃離，而不是一種類似于撒旦的反叛行為。作為奧羅拉·李心目中“鬼魂、惡魔、天使、仙女、巫婆和妖精”形象中融“女巫”與“惡魔”于一身的典范，莉莉絲的形象表明，對于女性來說，嘗試握筆寫作是多么困難。維多利亞時代的幻想作品作家喬治·麥克唐納（George MacDonald）在他那部令人驚奇的作品《莉莉絲》中，將莉莉絲描畫為獨斷專行而又自我折磨的女性的典型；而到了勞拉·賴丁，她在《在夏娃的身邊》（Eve\'s Side of It）中，將她描繪成一位具有原型意味的女性創(chuàng)造者形象，莉莉絲所代表的問題和女性作者權問題，以及女性權威問題都聯系在了一起。即便她們過去從未研究過有關她的傳說，但諸如安妮·芬奇這樣的文學女性，在哀傷于天使與怪物這兩種相互依存的形象給她們造成的雙重困境之時，一定還是從莉莉絲的形象中獲得了某種信息：女性卑躬屈膝的生活，保持“靜思的純潔”的生活，只是一種沉默的生活，一種沒有筆、沒有故事的生活，而一旦女性開始選擇反叛的生活，選擇擁有“重大的行動”的生活，那么，這種生活就必須被壓抑至無聲狀態(tài)，因為在這種生活中，有怪異駭人的筆在講述駭人聽聞的故事。女性藝術家努力分辨、試圖從中尋找她的自我的、出現在窺鏡表面上的形象都在如此告誡她：她只是一個或者說一定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被拘禁在一定的框架之中，只配被人描述、受人譴責。

七

正像有關莉莉絲的傳說讓我們懂得的一樣，也正像自弗洛伊德和榮格以來的精神分析學家已經注意到的那樣，較之更為復雜的文學文本，神話與民間故事常常能以更大的精確性來表現和強化文化的判決。假如說莉莉絲的故事以一種有用的寓言故事的形式概括說明了女怪物的生成的話，那么，格林童話中有關“小白雪公主”（Little Snow White）的故事則戲劇化地呈現了天使般的女性和女怪物之間的那種重要而又曖昧不清的關系，這一關系也是隱含于奧羅拉·李有關她逝去的母親的困惑的猜測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