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評論家用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來解釋劉震云小說中獨特的眾聲喧嘩場景。我們必須看到的是，巴赫金的理論與劉震云小說創(chuàng)作傾向之間既有精神實質(zhì)的相通之處（前面我已詳細做了論述），卻也有本質(zhì)的不同。而這不同恰恰表達了劉震云和巴赫金對“人的存在”的不同哲學理解以及對民眾“民間性”的不同看法。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巴赫金談到處在狂歡節(jié)中的人們的生活及其意義時說：“狂歡廣場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滿了兩重性的笑，充滿了對一切神圣物的褻瀆和歪曲，充滿了不敬和猥褻，充滿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隨意不拘的交往。”巴赫金所說“文學的狂歡化”主要就是指狂歡節(jié)中民間民眾的自由、平等欲望的表達以及對官方秩序的模糊、褻瀆和嘲弄，這在劉震云的小說中都有深刻的表達，但是，我們注意到，即使在這樣一個狂歡化的“麗晶時代廣場”和“五十里西街”上，上演的仍是東方式的權力模式。在這里面，民眾無不充滿著對權力的基本向往，每個人所想的是怎么使自己獲得片刻的歷史發(fā)言權，以便能“踩倒別人，自己高高在上”，這是典型的中國式的“翻身觀”，是一種權力與利益主義的結合體。它與巴赫金所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沒有多少相似之處，這也正是中國“民間性”的特點。劉震云看到中國民間生活的空洞和意義的貧乏，尤其是，中國“民間精神”并不具備真正的生命力，更不具備創(chuàng)造性和獨立性，它只是一種無意義、無意識的歷史重復，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鬧劇。在《故鄉(xiāng)面和花朵》中，麻六嫂被當眾脫下褲子后，“一場惡作劇過去，麻六嫂提上褲子，一邊系自己的褲帶，也沒有對眾人露出懊惱，一邊在那里系著自己的褲帶，一邊像麻老六一樣對眾人露出了討好的笑容”（《故鄉(xiāng)面和花朵》，第四卷，1644頁。）。作者說，“世界在我面前一下就崩潰了”。這種崩潰不僅是對一個十一歲少年的心靈打擊，也因為作者初次意識到鄉(xiāng)村精神的可怕實質(zhì)，那是人性的黑洞。這種扭曲的人性不僅僅是貧窮的生活所致，是對隨時而至的災難的一種應付，同時也已經(jīng)演化為一種自覺的卑微的人格精神。劉震云思維背后的絕望感正來源于那一剎那。所謂的“神圣、美好”全然崩潰，他由此開始懷疑一切。

在劉震云的小說中，有許多關于“真相”的真相敘述，《故鄉(xiāng)面和花朵》中影帝瞎鹿相信作家小劉兒的吹噓時，要給他付咖啡錢，但是，一旦了解到一切都泡湯后，馬上提出“ＡＡ”制，這是權力的光圈沒有之后的選擇；1969年十一歲的“我”在看到麻六嫂被當眾脫褲子時還露出討好的笑時，“我”感到的是絕望并且這種絕望感覆蓋了“我”對人的存在的基本看法；在《故鄉(xiāng)相處流傳》中，片瓦氏說出了真相，卻被村民打死了；《一腔廢話中》老杜在水晶金字塔里面運籌帷幄，完成了從奴隸到將軍，從“被人治”變?yōu)椤爸稳苏摺钡膫ゴ筮^程，老杜揚眉吐氣、趾高氣揚，對世界、人生發(fā)表了許多“高屋建瓴”的見解，然而，“真相”卻是老杜仍是五十里西街的一個賣肉的。“真相”是什么？它就是在你說了一腔廢話之后，事情又回到了原地，人又回到他原來的文化點并顯現(xiàn)本來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