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純文學”到現(xiàn)在，當代小說發(fā)生了富于本質(zhì)意義的變化，現(xiàn)代主義作為一種美學形態(tài)成為文學基本的創(chuàng)作方式和敘述起點，這其中包含著對文學存在獨立性和中國資本生活“異化”屬性的基本認知。但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特殊的文學語境、西方文藝理論的引進與中國市場改革的共謀下，“文學／政治”“個人／民族”“個人敘事／宏大敘事”的二元對立思維被不斷強化，“純文學”逐漸成為一種帶有意識形態(tài)性的美學原理，它支配著作家的創(chuàng)作心理并形成新的文學等級，回避社會重大問題，回避崇高，回避宏大敘事（包括民族性敘事）成為文學自由的象征。這種二元對立思維使個人與集體、民族之間的關系在文學層面呈現(xiàn)出本質(zhì)意義的斷裂。當所謂“個人性”成為文學精神的全部，而這一“個人性”又是在對政治、集體、民族等名詞的遺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時候，現(xiàn)代性的憂郁也就變成虛無主義的、犬儒主義的狂歡，對現(xiàn)代社會的批判精神成為對價值、信念、民族等一切大的名詞的徹底否定，這自然導致一種大的情感的缺失。在這些作品中，沒有魯迅目之所及的那種大熱愛與大憎恨的矛盾，沒有路翎《財主的兒女們》那種自我精神追尋與闊大的民族之愛相互糾纏的痛苦，我們感受不到那種廣闊的激情——那種將全部的靈魂奉獻給予自己相關的大地、山川及故鄉(xiāng)的一切時的沖動，是尋找到與民族生活相聯(lián)系時那種神圣且神秘的偉大情感，痛苦與甜蜜的糾纏，闊大與細膩的重合，民族與人類的呼應。90年代以來的現(xiàn)代小說基本上喪失了“中國性”的美學特征?！爸袊?，只是可供批判的現(xiàn)實，是一個個支離破碎的生活場景，不復有完整的形象與隱喻。關于一個民族的理想及其理想失落的痛苦被迫隱為背景，或者干脆淪落為無。這一點，甚至是作家有意的理性選擇與美學規(guī)避。當一個民族的“總體生活”（盧卡奇語）和“總體精神”在民族文學中極端匱乏的時候，也可以說是時代文學精神的匱乏與衰退。它會導致民族文學特性和個人文學特性的模糊與喪失。先鋒文學的衰落及近幾年朝著歷史與社會現(xiàn)實的轉向趨勢也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