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傅雷家書》全書中，包括的外文字詞為數(shù)不少，共有七八百處，包括單字、詞組、長句，語言則包括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以及英國、法國、澳大利亞、俄國、德國、蘇聯(lián)、波蘭、意大利的人名和地名，這些都要翻出來。在翻譯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時，翻譯界有兩個原則：第一，“名從主人”，人名地名要跟從主人也就是原有國家的發(fā)音來譯，比如說Paris譯成巴黎，法文里沒有s的發(fā)音，所以是直接從法文翻過來的;第二，“約定俗成”，就是已經(jīng)成為習慣的譯名，我們一般就不去改了。

《傅雷家書》中那么多的人名地名，必須要照原文的發(fā)音翻譯過來，以免愧對傅雷。此外，《傅雷家書》內(nèi)容豐富得不得了，什么都有，尤其是談音樂，里面的術語包括樂器、樂曲、樂評等等，都得去研究，才能把正確的中文給翻出來。最難之處，就是有的信里，明明可以用中文來寫的地方，傅雷卻以英文寫出來了。例如傅雷要傅聰提醒彌拉處世必須“kind”，這個詞怎么翻？很仁慈？不是。傅雷是大翻譯家，他為什么寫信要用外文字？那就是在那個時候，那個感覺就得用這個字。所以，翻成中文時，你要把它卡在前言后語中，還得讀來像傅雷的文辭。當時，我的感覺可用一個譬喻來說明：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古董收藏家，他擁有一件非常珍貴的古董，然后交在我的手里，他說原貌你不能動，但是你得把古董上面一顆顆的翡翠拿下來，然后再用一粒粒紅寶石鑲上去，弄完后，整件古董還是一樣價值連城。就是說，我得把《傅雷家書》中的外文字拿下來，再用中文字一個一個嵌進去，再交回原物主的手里。

在這個過程中，我更進一步進入傅雷的精神世界，譬如說，我知道他為什么要寫“kind”這個字，而不用中文。

一九九一年，我們在香港籌辦了傅雷逝世二十五周年音樂紀念會，非常榮幸，我們請到了傅聰，為了紀念父親，親到香港義演一場。音樂會非常成功，座無虛席。當時，用演奏會所得的款項成立“傅雷翻譯基金”，這是海內(nèi)外第一個以傅雷命名的基金。成立了這個基金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由我主編一本《傅雷與他的世界》，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中國各地的名家，包括傅雷的好朋友、研究傅雷的學者，甚至他的后輩所寫有關傅雷的文章，都收集在這本書中。

傅雷先生可以說大半輩子都消磨在書齋里。他老是與文字為伍，看書、讀書、寫字、寫信、翻譯。你以為他沒什么朋友，那是錯的，當時他交友遍天下，而且所交的朋友都是各行各業(yè)非常杰出的人士，包括楊絳、樓適夷、劉海粟、龐熏琹等等名人名家，還有一些晚輩，如蕭芳芳。蕭芳芳是演藝界的明星，她的母親是傅雷的好朋友，傅雷那么忙，還給芳芳專門寫了一封信，鼓勵她練字。芳芳說，每次看到這封信都很感動，有熱淚盈眶的感覺，所以把這封信鑲起來，掛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