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文學”與中國文學的再出發(fā)——從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談起

張曉玥

內(nèi)容提要：中國文學在“走向世界”過程中，應消除“被看”的文化焦慮，以更充分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信任樹立包容、開放、真正以人為本的文學觀念。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中國與世界的一場重要對話，其主題是精英立場的“人的文學”發(fā)現(xiàn)、確證與呼喚。作為開放性的精神生產(chǎn)方式，“人的文學”孕育了莫言對“鄉(xiāng)土中國”的創(chuàng)造性審美開拓，也將賦予中國文學的再出發(fā)以寬廣的路徑。

關(guān)鍵詞：莫言；諾貝爾文學獎；人的文學；鄉(xiāng)土中國

諾貝爾文學獎，是關(guān)于行進中的世界文學的一種歷史敘述。它通過對杰出作家的認定，不斷書寫著以文學方式展開的人類文明創(chuàng)造史的年表。2012年10月11日，當這份已經(jīng)延展了一個多世紀的表單，第一次寫下一位中國籍作家的名字——莫言的時候，世界關(guān)于中國文學的歷史敘述將從此改變。莫言的獲獎，標志著中國文學的世界性意義與人類性貢獻，以一種最為人所矚目的方式，獲得了世界的承認。這將推動中國文學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更加自信地在世界性的文學對話中發(fā)出中國的聲音。百年來在世界與中國、東方與西方、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中艱難而又執(zhí)著求索的中國文學，也因此獲得了一個新的世界性的起點。這個起點給予了中國一個新的契機。此時此刻，中國人最需要冷靜地思考和追問，需要在得獎的歡呼聲中重新審視諾貝爾文學獎以及自己對待它的態(tài)度，需要思考莫言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所貫穿的文學的精神是什么？追問莫言所身處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歷史所凝聚和積淀下來的現(xiàn)代價值核心是什么？并進一步尋找中國文學融入世界、發(fā)出世界性的中國聲音的方式與路徑。

一

長期以來，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是一個聚訟不已的話題，甚至形成了一個所謂諾貝爾文學獎情結(jié)。莫言獲了獎，這個情結(jié)理應消除。但情況并非如此簡單，因為諾獎情結(jié)并非只是渴望獲獎這樣一個單純的心愿，其中還包含著中國文學以怎樣的心態(tài)、怎樣的文學價值觀去面對世界、與世界展開文學對話的問題。

諾貝爾文學獎是否能夠體現(xiàn)世界性，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體現(xiàn)了世界性，是展開這一討論的邏輯起點。這首先就要面對諾獎的歷史不足問題。一個顯見的事實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歷史存在是遺憾的。在一百多年里，它曾經(jīng)錯過了諸多世界級的文學大師，諸如列夫?托爾斯泰、易卜生、契訶夫、里爾克、龐德、卡夫卡、瓦雷里、布萊希特、斯特林堡、喬伊斯、哈代、博爾赫斯、卡爾維諾、米蘭?昆德拉，或者也可以包括中國的魯迅、老舍、沈從文、巴金等等。與此同時，羅素、柏格森等憑借其哲學著作，丘吉爾憑借其“二戰(zhàn)”回憶錄而獲得文學獎，此外還有不少獲獎作家的文學水準并不被人們充分認可。如何看待這些漏評與“錯評”，需要冷靜的思考。諾貝爾文學獎不是評判文學價值的絕對尺度。事實上，對于文學這種個人的精神創(chuàng)造活動來說，永遠不存在絕對的評判。任何具體的文學評價行為，都必然要有一個確定性的結(jié)果，但文學卻總是那樣的豐富和多樣。因此從根本上說，諾貝爾文學獎注定不可能完美。遺憾是它的宿命，過去是這樣，將來也不會改變。因此，面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歷史不足，需要有一種寬容的心態(tài)和積極性的眼光。諾貝爾文學獎的世界性價值與地位價值，不應從它的遺憾來評判，而是由它所發(fā)現(xiàn)那些杰出作家所確定的。否則，中國就可能在世界性的文學對話和交流中，在潑水的同時，把孩子也一起倒掉了。

獲獎者地理的分布的不平衡，是人們質(zhì)疑諾貝爾文學獎的又一個焦點。很簡單的數(shù)學統(tǒng)計表明，西方作家占據(jù)了大多數(shù)，其中又以歐洲最集中，亞非國家少之又少，中國則在莫言之前一無所獲。莫言已經(jīng)獲獎，這個格局也沒有根本改變。按照諾貝爾的遺囑，“獲獎人不論國籍，不管是不是斯堪的那維亞的人，只要是最值得獲獎的人即可”。很多人認定，這是在向西方傾斜，顯然違背了評獎應打破國籍的原則。毋庸置疑，一個由歐洲國家設立且只接納西方主流語言為推薦材料的文學獎項，會讓西方作家憑借其地緣和語言的便利，在評獎中占取更有利的條件。但同時也必須看到，在缺乏全面、深入的文學研究的情況下，僅憑作家的身份（國籍和語種）來作推論，是一種非常武斷的價值判斷。值得反思的問題不在于這一判斷本身，而是其中深層次存在著的文化思維與集體心理。它基于一種狹隘的民族國家認同，既以“出身論”來評判人的精神創(chuàng)造，又用“平均化”來抹煞人的精神創(chuàng)造的個體差異。它表面上呼喚文學的世界性和人類性，呼喚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學平等對話，實際上又否定了文學作為人類共通的精神創(chuàng)造的可能性?？创Z貝爾文學獎的地理分布，需要有一種歷史的眼光。中國文學尤其如此。在諾貝爾文學獎的競爭中，西方作家占盡優(yōu)勢是事實，但是，20世紀以來，西方的文學觀念和藝術(shù)形式創(chuàng)造深刻影響、推動甚至不斷引領著中國文學的發(fā)展，同樣也是事實。從五四一代開始直至新時期文壇，幾乎每一位重要的作家，都可以發(fā)現(xiàn)源自西方的深刻影響。在世界性的文學觀念、思維與審美經(jīng)驗的交流、對話中，中國長期處于弱勢的地位。中國文學在吸納轉(zhuǎn)化外來影響的同時，基于自身的傳統(tǒng)與經(jīng)驗實現(xiàn)再創(chuàng)造并獲得世界的認可，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這一過程中，中國文學經(jīng)歷了太多的歷史曲折和重重苦難。

圍繞地理分布展開的爭論，根本點在于諾貝爾文學獎的西方中心主義取向問題。一種相當普遍的觀點是，既然評獎由西方國家主持，就必然基于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與立場，植入西方的意識形態(tài)，并因此可能會對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非西方國家的文學做出不利評價。譬如有學者指出：“瑞典是一個靠近極圈的國家，它偏遠的地理位置和單薄的文學傳統(tǒng)，使得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在完成這一任務時存在著致命的缺陷。因此，它不能不借助于那些文化強國，尤其是歐美國家（如法、英、美、德、西班牙等）的影響，來彌補自己在藝術(shù)觸角和文學視域上的不足。這樣，它所依據(jù)的美學標準、倫理原則也基本上是按照那些文化強國所給出的傳統(tǒng)和習慣做出評判的。這種推薦和評選的價值取向明顯有利于歐美作家以及深受其影響的其他地區(qū)的作家。這一點，在推薦材料使用的語言上，也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它要求用瑞典語、英語、法語、德語和拉丁語寫成?！?sup>圍繞著這個問題，印度詩人泰戈爾是一個值得討論的案例。他在1913年以詩集《吉檀迦利》成為世界上第一位獲得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作家。因為泰戈爾曾于1924年訪問中國，并在當時掀起過一場“泰戈爾熱”，也因為印度與中國相類似的歷史境遇，國內(nèi)學術(shù)界對于泰戈爾與諾貝爾文學獎的關(guān)系是相當關(guān)注的。有學者通過援引翻譯理論家森古蒲塔的著作指出，通過對孟加拉語寫作的《吉檀迦利》的選擇性英語翻譯，才成就了他在西方世界的盛譽——“無論泰戈爾最初動機如何，至少他非常明白，他能否進入歐美主流文化并獲得認可，就在于他的英語創(chuàng)作是否契合了英語國家的文化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為此，泰戈爾把孟加拉語的原作進行了細致的篩選、刪節(jié)和改寫，沒有將原著中直接表現(xiàn)印度種姓制度、民族運動、社會思潮等內(nèi)容的詩歌翻譯過去，而是選取了那些更為單純寧靜、具有宗教神秘的詩歌，這些優(yōu)美出色的英文譯本成為他進入西方世界的一個通行證?！?sup>還有的學者的判斷則更加鮮明直接：“泰戈爾自譯的英文本《吉檀迦利》之所以迅速獲得西方世界的廣泛認同主要源于以下幾個因素：接受語境中的詩學規(guī)范、目標語文化的意識形態(tài)、東西宗教哲學的兼容并蓄、殖民地他者‘映像’重現(xiàn)?！?sup>上述討論似乎有力地揭示了諾貝爾文學獎所可能滲入的西方意識形態(tài)與話語霸權(quán)。但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英譯本的《吉檀迦利》的靜穆純美、清新自然、牧歌情調(diào)、宗教神秘以及人類之愛，究竟在文學審美的意義上是獨屬于西方的，還是具有人類性、世界性恒久魅力的？泰戈爾“西方映像”所征服的其實不只是西方，也包括中國。據(jù)統(tǒng)計，僅在1920—1924年間中國刊登與泰戈爾相關(guān)內(nèi)容的刊物多達三十余種，大約有百余人從事泰戈爾作品的翻譯工作，泰戈爾作品中譯本數(shù)量達155種。甚至在當時的中國詩壇還形成了泰戈爾影響下的一個“小詩”創(chuàng)作的熱潮?！澳愕臉O端信仰——你的‘宇宙和個人的靈中間有一大調(diào)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發(fā)揮‘天然的美感’的詩詞；都滲入我的腦海中，和我原來的‘不能言說’的思想，一縷縷的，合成琴弦，奏出縹緲神奇無調(diào)無聲的音樂?！?sup>這段話出自冰心1920年的《遙寄印度哲人泰戈爾》。她在泰戈爾那里所發(fā)現(xiàn)的和所接受的，其實和西方相類同。

同樣的問題也可以就莫言展開。莫言是中國當代海外影響最大的作家之一。他筆下充滿著丑怪荒誕、性、暴力、苦難與野性生命力的高密東北鄉(xiāng)，是不是與泰戈爾一樣，是作為“他者映像”了西方的想象而受到青睞？美國學者托馬斯?英奇曾寫過一篇《西方人眼中的莫言》，“認為《紅高粱》營造了一個神奇的故鄉(xiāng)。整部小說具有史詩品質(zhì)，其中創(chuàng)新性的敘事方式顛覆了官方的歷史真實性，對日本侵略者也非簡單地妖魔化處理，在創(chuàng)作中浸透著作者的觀點，塑造了豐滿、復雜性格的人物形象”。這種看法其實在中國學界早已成為共識。更具體到莫言的新作《蛙》，小說的文本是由四封長信和一部戲劇組成的，收信人是日本作家杉谷義人，劇本寫作的參照對象是法國存在主義作家薩特。這也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為是作家刻意追求的“國際化”策略，甚至是向西方乃至諾貝爾文學獎的“獻媚”行為。事實上，復合文本敘事探索，是莫言一貫的寫作方式，是他的個性化的審美經(jīng)驗創(chuàng)造的一個重要方面。《透明的紅蘿卜》的兒童視角，《紅高粱》以“我爺爺、我奶奶”的口吻融合了第一人稱限制視角和全知視角，《天堂蒜薹之歌》則是并置了一個故事的三種講述，《酒國》則不斷插入“莫言”與“李一斗”的通信，《檀香刑》則整體上是一個“擬戲劇”文本。關(guān)于莫言的敘事，其英譯合作者葛浩文認為，“這位小說家對官方歷史與記錄在案的‘事實’不感興趣，而是慣于運用民間信仰、奇異的動物意象以及不同的敘事技巧，和歷史現(xiàn)實（國家和地方性的、官方和流行的）混為一體，創(chuàng)造出獨特的文學，唯一令人滿意的文學?！本唧w到《酒國》，他則認為其“結(jié)構(gòu)之新穎獨創(chuàng)，更鮮有能望其項背者”。葛浩文的這些看法，顯然也與中國文學界并無太大差別。

圍繞泰戈爾和莫言，中國與西方的文學審美的相遇，不免讓人想起1827年歌德讀到一本中國傳奇的時候，曾經(jīng)發(fā)出的著名的感嘆：“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感情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因此，他說：“我愈來愈深信，詩是人類的共同財產(chǎn)”，并預言“民族文學在現(xiàn)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現(xiàn)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來自西方的諾貝爾文學獎，不可能不融入西方的價值，但更重要的是辨析這是一種怎樣的西方價值——是意識形態(tài)的偏見，還是文學審美意義上的人的情感關(guān)懷、人性的愛與美？在跨文化對話中，處于文化傳播弱勢地位的一方，常常會產(chǎn)生一種特殊的文化心理，既“敝帚自珍”又警惕“誤讀”，于是產(chǎn)生“被看”的焦慮。在文學審美問題的討論中預設西方與東方、西方與中國的價值不平等，正是這種心理的反映，這可能會在誤讀他者的同時，也遮蔽對自我的認識，進而阻礙真正的文學審美對話與交流。泰戈爾和莫言的文學，都具有鮮明的民族個性和現(xiàn)代感。這種民族個性不應被簡單化地等同于西方眼中的“他者”，而現(xiàn)代感也不等同于西方化，而是能夠激發(fā)不同民族與地域的共同美感的世界性因素。

不可回避的還有文學語言的翻譯問題。諾貝爾文學獎的遴選只接受西方主流語言的推薦材料，這對中國文學不利，也是諾獎本身的局限性。對此，同樣需要冷靜的思考。首先應看到文學翻譯的難度。文學是語言的藝術(shù)。任何語言都與其文化的特點，與寫作者的個性化風格水乳交融。在文學語言翻譯的過程中，文化特色、文化內(nèi)涵與寫作者的個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再現(xiàn)，這是一個需要探討卻很難有結(jié)論的問題。其次，不僅語言的障礙不是決定中國作家能否獲獎的根本原因，莫言的獲獎從根本上也不是取決于其作品的翻譯。而且，通過良好的翻譯而獲得諾獎，并不能改變中國文學本身的價值，這只是多了一種重要的肯定。第三，圍繞翻譯問題，更應該通過文學來反思中國自身的歷史問題。與現(xiàn)代文學相比，在世界性的傳播交流中，當代文學卻“因很長時間的‘閉關(guān)鎖國’不進反退，哪怕是在今天，我們還沒有從根本上扭轉(zhuǎn)這種局面，從別人那里‘拿來’的固然很多，但‘拿去’卻寥寥無幾”。此外，或許也是更重要的，關(guān)于中國文學的翻譯，我們應懷有更充分的文化信任和包容意識。一百多年來的外國文學翻譯，在深刻推動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化進程的同時，已經(jīng)確立了諸多外國文學作品在中國的經(jīng)典地位。莎士比亞戲劇在中國，有朱生豪、卞之琳、田漢、曹禺、戴望舒、方平、曹未風等風格各異的譯本，但這并未阻礙中國人對莎劇的詩意空間與人文情懷的接收。與他向的擔憂和懷疑相比，自我的反思永遠更具建設性的意義。我們不能回避諾貝爾文學獎的歷史與現(xiàn)實的復雜性，但更需要正視的是這一已擁有百年歷史、且迄今依然最具世界性影響力的文學獎項的純粹性——它以總結(jié)歷史的方式而標示出的一種面向未來的文學信念和文學精神。無論面對世界文學，還是建設自己的文學，中國需要“詩是人類的共同財產(chǎn)”的文學信念，需要更包容、更開放、更以人為本的文學觀念，需要更充分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信任。

二

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對象為“不論其國籍，但求對全人類有偉大貢獻，且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杰出文學作家”。諾貝爾先生的遺囑清晰地標示出，世界性與人類性，或者說人學意義上的世界文學理想就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精神，這也正是中國文學現(xiàn)代化探求的起點所在。王國維在1907年撰寫的《人間嗜好之研究》稱：“若夫真正之大詩人，則又以人類之感情為一己之感情，……更進而欲發(fā)表人類全體之感情。彼之著作，實為人類全體之喉舌?！?sup>五四時期，周作人以“大人類主義”為基調(diào)倡導人道主義文學：“現(xiàn)在知道了人類原是利害相共的，并不限定一族以國”，“這樣的大人類主義，……也就是我們所要求的人道主義文學的基調(diào)”。作為當時最重要的新文學團體之一，文學研究會從一開始就舉起人類性的文學旗幟?！段膶W研究會叢書緣起》提出，文學的價值與功能在于“能夠以慈祥和藹的光明，把人們的一切階級、一切國界、一切人我界，都融合在里面”。這種世界性與人類性的“人”的文學觀，也與歌德的“世界文學”的觀念相通，其文學價值觀和文學理想的要旨正在于“詩是人類的共同財產(chǎn)”。

現(xiàn)代中國的“人的文學”，就是五四所開啟的，以獨立思考、批判精神和人文關(guān)懷為標志的精英的文學。這是中國文學在中國歷史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自覺而必然的選擇。它不屈身于權(quán)威，也不遷就種種既成的習慣，更不向世俗化的一切低下自己高貴的頭。它是自我的充分張揚，是有生命尊嚴的個體精神的自由創(chuàng)造。它賦予了中國文學前所未有的現(xiàn)代性的人學品格與操守，確定了中國走向現(xiàn)代的、世界性的起點。然而，由此而展開的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道路卻并不平坦，非文學的粗暴干涉，曾一度將她推向了瀕臨滅絕的境地?！叭说奈膶W”終于回歸。莫言的文學道路，正與現(xiàn)代中國的“人的文學”的回歸相同步。這一回歸也并非一帆風順。商品化和世俗化的社會環(huán)境與文化語境，正在日益消解著現(xiàn)代人文精神，帶來精英文學立場的漸漸迷失。在這樣的背景中，“文學價值失落”、“文學跌入低谷”、“文學淪為商品”、“文學無人問津”、“文學是文學圈里的事”等等聲音泛起。我們甚至因此正在失去自我確證的勇氣和自我發(fā)現(xiàn)的能力。事實上，莫言始終在我們身邊，與莫言秉持和實踐著同一種文學理想和信念的中國杰出作家同樣在我們身邊。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中國人——至少應是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應該真誠地感謝諾貝爾文學獎。感謝它對于扎根于中國土地上的中國精英作家的發(fā)現(xiàn)，對于當代中國的精英文學的認定。與此同時，諾貝爾文學獎也同樣應該感謝中國。感謝人類那一種雋永美麗的文字，那一脈博大深厚的文化，那一方廣袤豐富的生活，以及由此而孕育的杰出中國作家的精湛的審美創(chuàng)造，給予了這人類共同的文學桂冠以重要、獨特、豐富的內(nèi)涵。因此，莫言的獲獎，實際上展開的是一場中國與世界的重要對話。這場對話的主題，就是屬于中國也同樣屬于世界的精英立場的“人的文學”之發(fā)現(xiàn)、確證與呼喚。

獲獎后莫言在答記者問時，直截了當?shù)仃U明了自己的文學信仰：“作家的寫作不是為哪一個黨派服務的，也不是為哪一個團體服務的，作家寫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對著人的命運，人的情感，然后做出判斷?！蓖瑫r，也就自己的寫作申明：“我的作品是不能用黨派來限制的，我的寫作從80年代開始，就非常明確的是站在人格角度上。寫人的情感、人的命運，早已突破了這種階級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說。我的小說是大于政治的?！?sup>這并非是莫言在獲得了世界性榮譽之后所刻意做出的姿態(tài)，而是他一以貫之的文學追求。莫言曾回憶自己寫作《紅高粱》最初靈感來自于80年代的一次文學座談會上的爭論。當時曾有一位老作家質(zhì)疑年輕一代沒有親身體驗，難以寫好反映戰(zhàn)爭、反映歷史的作品，莫言立刻予以反駁：“小說家寫戰(zhàn)爭——人類歷史進程中的這一愚昧現(xiàn)象，他所要表現(xiàn)的是戰(zhàn)爭對人的靈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戰(zhàn)爭中的變異。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便沒有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的人，也可以寫戰(zhàn)爭?！标P(guān)于為什么《紅高粱》會在當時產(chǎn)生巨大反響，莫言則是通過反思人被禁錮的中國歷史而予以回答的：“我認為這部作品恰好表達了當時中國人一種共同的心態(tài)，在長時期的個人自由受到壓抑之后，《紅高粱》張揚了個性解放的精神——敢說、敢想、敢做?！?sup>充分地尊重個性，充分地理解人性，為人性的解放與人格的覺醒而寫作，是五四所開拓出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最寶貴的精神傳統(tǒng)。

不少批評家習慣于把莫言歸為“民間寫作”的代表。不過，莫言對“民間”的看法卻具有相當鮮明的精英色彩：“提到民間，我覺得就是根據(jù)自己的東西來寫”，“民間寫作，我認為實際上就是一種強調(diào)個性化的寫作”。在他的理解中，“民間”的意義“就在于每個作家都該有他人格的覺醒，作家自我個性的覺醒”。懷著“人的文學”的信念，莫言創(chuàng)造了一個獨特而廣闊的文學世界。這里有著悲天憫人的人性關(guān)懷，有著復雜境遇中人的靈魂的矛盾與痛苦，有著富有責任感的歷史和現(xiàn)實的批判，有著元氣充沛、汪洋恣肆的藝術(shù)想象力，有著執(zhí)著而又特立獨行的藝術(shù)形式的探索，有著植根于鄉(xiāng)土中國的獨特的審美的發(fā)現(xiàn)與表現(xiàn)，有著對于中國心靈的秘密與眾不同的發(fā)掘，有著鮮明的現(xiàn)代感和濃郁的中國氣息……而在這一切的背后，始終閃爍著的一個大字，就是“人”！莫言三十年來的文學創(chuàng)作，是一以貫之地用獨屬于他自己的個性化方式堅守著關(guān)于人的深沉體驗和嚴肅追問，展開一個個深深立足于人的審美的自由王國。莫言的勝利，是“人的文學”的勝利，是不媚俗、不隨波逐流的精英文學的勝利。

三

毫無疑問，獲了諾貝爾文學獎，莫言也不能代表中國當代文學的全部成就，甚至不能代表中國當代文學的最高水準。在文學審美的王國里，最高，就像柏拉圖心目中的理式的世界，是老莊心中的大道，是人們心向往之、執(zhí)著求索卻永遠難以企及的一種存在。圍繞獲了獎的莫言，嚴肅的文學意義上的批評、質(zhì)疑乃至否定，也將依舊不斷。但無論持何種態(tài)度，人們都不能不承認，莫言的文學創(chuàng)造，只是不能窮盡的文學審美世界中的一種，而且是獨屬于他自己的、充分個性化的一種。從廣義上說，一種文學的樣式，一種文學的風格，一種文學的經(jīng)驗，一種文學審美的趣味，永遠的“一種”，是每一個作家的宿命性的局限。莫言以及莫言們都不能例外。這種局限是他們所堅守的“人的文學”所賦予的，是“人的文學”對人的個性的充分尊重、理解和包容所賦予的?！叭说奈膶W”賦予她的書寫者以不能超越的有限性，恰恰是“人的文學”自我確證的獨特方式。人的無限的豐富性與可能性，決定了“人的文學”的廣闊空間?！叭说奈膶W”是一種寬容而開放的文學精神和文學價值立場。面對人形形色色的生態(tài)與心態(tài)，大腦與雙手，精神與情愫，欲望與追求，她始終抱有特別的敏感、由衷的敬畏以及探究的勇氣、表現(xiàn)的智慧。她是一種開放性的精神生產(chǎn)方式，將不斷孕育和催生獨具自我個性與風采的文學的生命，而不是粗暴地以某一種文學來否定、排斥乃至禁絕“異己”的一切。莫言的獲獎，并沒有改變中國文學的歷史與現(xiàn)狀，但卻以一種為全世界所矚目的方式，有力地證明了“以人為中心和出發(fā)點”的文學精神、文學信念與文學價值的力量。

“莫言將現(xiàn)實和幻想、歷史和社會角度結(jié)合在一起。他創(chuàng)作中的世界令人聯(lián)想起?？思{和馬爾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時又在中國傳統(tǒng)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fā)點?！敝Z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的授獎辭，相當冷靜地陳述了莫言文學世界的面貌，同時也在文學資源的意義上，有意將莫言收納于自己的價值評判傳統(tǒng)中，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對于莫言融會世界與中國的審美實踐的強調(diào)。把世界文學的現(xiàn)代經(jīng)驗，與本土中國的文化與文學傳統(tǒng)相結(jié)合，莫言選擇是一條寬廣的“人的文學”的道路，并留下了自己堅實的足跡。印有莫言足跡的這條路，依然寬廣而暢通。而且，在“人的文學”的方向上，這只是眾多道路中的一條。

人，中國文學永遠的世界性的新起點！期待中國文學的再出發(fā)。

（作者單位：浙江工業(yè)大學人文學院）

1. 汪劍釗：《光榮與遺憾——百年諾貝爾文學獎評述》，《百科知識》2000年第11期。
2. 劉燕：《泰戈爾：在西方現(xiàn)代文化中的誤讀——以〈吉檀迦利〉為個案研究》，《外國文學研究》2003年第2期。
3. 陳歷明：《〈吉檀迦利〉：是創(chuàng)作還是翻譯》，《外國語》2011年第4期。
4. 艾丹：《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上的“泰戈爾熱”》，《甘肅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
5. 冰心：《遙寄印度哲人泰戈爾》，《燕大季刊》第1卷第3期，1920年9月。
6. 劉江凱：《本土性、民族性的世界寫作——莫言的海外傳播與接受》，《當代作家評論》2011年第4期。西方世界怎樣看待莫言，還可參閱姜智芹：《西方讀者視野中的莫言》，《當代文壇》2005年第5期。
7. （美）葛浩文：《莫言作品英譯本序言兩篇》，吳耀宗譯，《當代作家評論》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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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吳秀明、董雪：《諾貝爾文學獎與文學語言翻譯》，《文藝理論研究》2009年第5期。
10. 王國維：《人間嗜好之研究》，姚淦銘、王燕編《王國維文集》（第三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頁。
11. 周作人：《新文學的要求》，北京《晨報》1920年1月8日。
12. 《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阿英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版，第73頁。
13. 《莫言：文學獎不是政治獎作家不為黨派服務》，鳳凰網(wǎng)http：／／culture．ifeng．com／huodong／special／2012nuobeierwenxuejiang／content－3／detail＿2012＿10／12／18219386＿0．shtml。
14. 莫言：《我為什么要寫〈紅高粱家族〉》，《紅高粱》，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148頁、第1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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