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板橋魂與士人魂

鄭板橋，這個竟然能將“四書”默寫得一字不差的人，其靈魂深處首先打上的是儒家精神的烙印。在他血管里流淌的主要是原始儒家的民本理想。

(一)“大丈夫立功天地，字養(yǎng)生民”——板橋的責任意識

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的正直士人，大都帶有強烈的“責任意識”和入世情懷。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學說，使得傳統(tǒng)的中國士人在極其困難的人生處境里不易逃脫到宗教之中。特別是在儒家學說浸淫秦漢以后的中國文化之后，士人的這種“責任意識”就更為強烈。生在清朝盛世的鄭板橋，在科舉取士而又以朱熹集注的“四書”為考試內容的時代氛圍下，不能不感染這一傳統(tǒng)文化精神。他以自己獨特的個性和獨特的人生經(jīng)歷，使這一抽象、普遍的文化精神，獲得了個性的生命形式，從而展示了這一文化傳統(tǒng)的生命力。

八股取士及其用人制度，固然扼殺了一大批不羈之才，也培養(yǎng)了一批官場蠹吏。然而，對于那些下層寒儉之士，科舉途徑則是他們改變自己身份，為民為國效力的唯一“正途”。他們長期居于下位，經(jīng)受著生活的磨難，“四書”“五經(jīng)”中所蘊含的“民本思想”、憂國憂民意識，恰恰教給他們以強烈的責任情懷。鄭板橋，這位出生于下層士人家庭的寒儉之士，正是從這些經(jīng)典中汲取了憂患天下、立功天地、字養(yǎng)生民的思想精華。尤其是在他獲得了七品縣官的職位，能夠施展個人經(jīng)世才能的時候，他的這種責任意識更為強烈?？v觀板橋詩歌、家書，其中表達強烈經(jīng)世意識的作品，均是在做吏山東時所作，揭露現(xiàn)實矛盾的詩歌如《逃荒行》《還家行》《孤兒行》《姑惡》等代表作，均創(chuàng)作于任職范縣和濰縣的時候。在《與舍弟書十六通》中，板橋大講關心民瘼、字養(yǎng)生民的道理。在《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中，板橋告誡其弟：“吾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后，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辈⒄J為這是正直的讀書人高于農(nóng)夫一籌的原因所在。而那些“銳頭小面”的人物，“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多置田產(chǎn)”，對這種人，板橋最為痛恨。在《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中，板橋借論詩大談“憂國憂民”的道理。他認為杜甫的詩之所以“高絕千古”，就是因為他在命題時“已早據(jù)百尺樓上”，那就是或“悲戍役”，或“慶中興”，“一種憂國憂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邱墟，關山勞戍之苦，宛然在目”。在《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五書》中，板橋大談文章經(jīng)世的道理，并衷心地稱贊諸葛亮為民立功的人生，不同意一般文人或幫閑文人所認為的那樣，把“寫字作畫”看作是雅事。板橋說：“寫字作畫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養(yǎng)生民，而以區(qū)區(qū)筆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東坡居士刻刻以天地萬物為心，以其余閑作為枯竹石，不害也?！敝劣谙裢跄υ?、趙子昂等，只是“門館才情，游客伎倆”，不足稱道。他認為，只有諸葛亮才真正稱得上“名士”二字，而當時街上“寫字作畫”之輩也妄稱名士，真是令人可羞。板橋這種偏激的“功利”藝術觀念，固有其不妥之處，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的責任意識與濟世情懷。

在為官山東之時，板橋在權勢與金錢的夾縫里，為民眾辦了不少好事，艱難地踐履著“立功天地，字養(yǎng)生民”的人生理想。他在任范縣知縣時，“愛民如子，絕苞苴，無留牘”。調任濰縣時，恰遇荒歲，人人相食。鄭板橋“開倉賑貸”，“發(fā)谷若干石，令民具領券借給，活萬余人”。這一系列的“字養(yǎng)生民”的政治行為，充分地展示了板橋的“責任意識”。

相比稍前的蒲松齡、同時代的吳敬梓來說，鄭板橋在科舉制度下算是幸運者，畢竟，他還中了進士。雖然他發(fā)跡很遲，五十多歲才得了七品縣令之職，但他還是獲得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機會，實現(xiàn)了那個時代絕大部分士人的美夢。但板橋與一般士人的不同之處在于：他沒有把當官看作是個人發(fā)財之道，沒有喪失正直士人的良心。在板橋身上還流淌著道家批判現(xiàn)實的熱血，還存留著陶淵明、蘇軾等士人“不為五斗米折腰”、不阿附權貴的正氣。還有道家那超越的氣質，使得板橋有一種不屑與現(xiàn)實同流合污、不怕辭官歸隱等傳統(tǒng)士人的優(yōu)秀精神氣質，這一精神氣質，使得板橋無論是未仕之前，還是既仕之后，都能保持一種獨立的精神品格和追求自由的超越意志。

(二)道家的批判意識與遁世情懷

在陶淵明、蘇軾等人身上，集中地體現(xiàn)了深受道家思想影響的中國傳統(tǒng)士人的自由意志。他們在現(xiàn)實的種種束縛中，往往借酒和藝術來抒發(fā)心中抑制不住的自由意志。板橋亦如此，他雖不善酒，卻十分愛酒，時時離不開酒，且善書、善畫。在做官之余，在牢騷之際，詩、酒、書、畫就成了他發(fā)泄心中感情，抒發(fā)心中苦悶的最好工具。未仕之前，他一方面自與心競，發(fā)憤攻書，精進于藝；另一方面用詩歌、酒來發(fā)泄對現(xiàn)實的不滿，用道家的超世精神來批評現(xiàn)實，否定現(xiàn)實的意義，如在《道情十首》中，板橋高唱“扯碎狀元袍，脫卻烏紗帽”，用遁隱到山中去的人生閑適來代替現(xiàn)實的仕途進取。既仕之后，為了排遣官場上應酬之苦，舒展被壓抑的人性，亦借詩、書、畫、酒來宣泄心中的郁悶。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往往在人生失意之時，板橋對封建社會的致命病根反而有更清醒的認識。組詞《瑞鶴仙》中的《官宦家》《帝王家》兩首，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家天下必然滅亡的命運，比起他早年創(chuàng)作的《道情十首》具有更鋒利的批判鋒芒。《官宦家》說道：“羨天公何限乘除消息，不是一家慳定。任憑他鐵鑄銅鐫，終成畫餅?！睂Ψ饨姨煜卤厝粶缤龅内厔萦星逍训恼J識?！兜弁跫摇穭t批判了禹、湯以私廢公的政治行為，歌頌了理想中“廢子傳賢”的陶唐時代的“公天下”，并朦朧地意識到了私有制家天下的根本毛病：“藩王”“戚里”是造成封建家天下滅亡的根本原因。這與明清之際大思想家對封建政治的批判思想，在精神上基本一致，體現(xiàn)了板橋批判意識的時代特征。

在為官不順之時，道家的歸隱意識往往成為板橋抗拒官場誘惑的精神動力。如在濰縣之時，由于不堪官場的束縛，他氣憤地唱道：“烏紗擲去不為官”，歸隱揚州，寫字作畫，自謀生路，自暢性情。可以說，道家的批判意識與遁世情懷，為板橋提供了精神家園，在特定的時代，為他的積極進取提供了精神的動力。正因為他不怕歸隱田園，他在官場上就有敢作敢為的膽量，就有為民做主的精神動力。道家的遁世情懷，在表面上看起來是消極的，但在特殊的歷史人物身上卻表現(xiàn)為積極的精神。

(三)佛教的“和世意識”與板橋的寬容情懷

板橋對佛教并無研究。他雖也一再表示要拒斥佛、道二教的誘惑，“不燒鉛汞不逃禪”，但并不反對佛、道二教，不僅與僧人、道士唱和，而且還為佛教辯護。他認為，殺盜淫妄、貪婪勢利的和尚是“佛之罪人”，佛教本身并無過錯。他并不贊同當時人將僧人斥為“異端”的觀點，認為現(xiàn)實的僧人，大多是“窮而無歸，入而難返者”，“叱為異端而深惡痛絕之，亦覺太過”。而在“佛焰漸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經(jīng)》《四子》之書，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的時候，再言辟佛，“亦味同嚼蠟而已”。

從現(xiàn)存的文字資料來看，板橋只是粗略地接受了佛教的“和世思想”和帶有辯證意味的寬容意識。如在板橋的印章中有“多種菩提結善緣”“結歡喜緣”“歡喜無量”“隨喜”等印，這些印章表明了板橋企圖以佛教的和世思想來改變自己與世抗爭的性格，表現(xiàn)了晚年的板橋與世俗妥協(xié)的心理。他在《為松侶上人畫荊棘蘭花》的題識中寫道：“不容荊棘不成蘭，外道天魔冷眼看。門徑有芳還有穢，始知佛法浩漫漫?！边@是板橋從佛教中汲取的寬容意識的表現(xiàn)。當板橋魂里的和世意識、寬容情懷與儒家的“天道觀”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就表現(xiàn)為一種朦朧的追求自由的意志。他在《家書》中所表達的“善惡俱容納”思想，實質上就是對專制政治的一種抗議。如《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便大談天道“善惡俱容納”的寬容意識。在題畫詩中，他用形象的語言說，要讓荊棘與竹共長，并稱這與張載的思想是一致的：“莫漫鋤荊草，由他與竹高?！段縻憽吩姓f，萬物總同胞?！?sup>非常巧妙地將佛教的和世意識、寬容情懷與儒家的仁愛思想結合起來了。

(四)傳統(tǒng)意義的出處原則——“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的統(tǒng)一

板橋的靈魂里，其基本的人生態(tài)度是傳統(tǒng)士人的“出處原則”。在他未中進士之前，一種強烈的用世情懷時時在心中激蕩；而他中進士之后等待做官的一段日子里，這種心態(tài)表現(xiàn)得更為急迫。在這段時間里，他與京城里的達官貴人乃至于一般的小官，多有詩作唱和。如《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四首，其中第四首便是干謁之詩。而《讀昌黎上宰相書因呈執(zhí)政》一詩云：“常怪昌黎命世雄，功名之際太匆匆。也應不肯他途進，惟有修書謁相公?！睆淖约焊芍]的親身經(jīng)歷中理解了韓愈為何上書宰相大人求官，一個正直的士人，又不能用賄賂的方法去謀取官職，只有上書王公大人，方為一條不失體面的上進之路。板橋就這樣直率地表達了自己求官時曾有過的急迫心情。

可是，一旦真的為官之后，官場的污濁，事務的紛擾，長期的不得升遷，又使他感到十分失望。一種歸隱之意涌上心頭。從乾隆十四年(1749年)為載臣作《自詠》詩起，板橋便開始對官場產(chǎn)生厭倦之情了。其首要原因是多年不得升遷。該詩這樣寫道：“濰縣三年范縣五，山東老吏我居先。一階未進真藏拙，只字無求幸免嫌?！碑斄⒐μ斓?、字養(yǎng)生民的理想化為泡影之后，失望的情緒便油然而生。時至他五十九歲那年，這種為官與歸隱的矛盾達到高潮。是年九月作“難得糊涂”橫幅，又作《梅蘭竹菊四屏條》，其中“菊”條的題識寫道：“進又無能退又難，宦途跼蹐不堪看。吾家頗有東籬菊，歸去秋風耐歲寒?！痹撃晔辉?，書舊作《濰縣竹枝詞》，回憶起乾隆十二年“告災不許，反記大過一次”的不快經(jīng)歷，退隱之志更加堅決了。特別是當時濰縣連年災荒，板橋在救災活動中也已深感疲倦了，他需要休息，需要放縱自己束縛已久的個性，于是連續(xù)創(chuàng)作了《思歸行》詩，《思歸》和《思家》兩首詞，又作七言聯(lián)：“作畫題詩雙攪擾，棄官耕地兩便宜?！鼻∈吣昵锞旁拢畾q的鄭板橋作《蘭竹石圖》，其題識曰：“世間盆盎空栽植，唯有青山是我家?！鼻逍训匾庾R到只有擺脫官場的束縛，才能獲得自由。這時，再加上濰縣的豪紳、不法大商聯(lián)合攻擊，誣告板橋貪賄，板橋為了保護自己，“獨善其身”的傳統(tǒng)意識最終占了上風。在板橋的靈魂里，“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就這樣巧妙地統(tǒng)在一起。

1. 張載：《西銘》雖然有“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仁愛思想，但并未脫離儒家尊卑貴賤的等級思想。在實際生活中，張載反對王安石變法，竭力維護關中大地主的利益，根本上違背“民吾同胞”的思想。宋儒張載的“仁愛”思想還只是口頭上的，與板橋在實際生活中努力踐履“仁愛”的作風，不甚相同。毋寧說，板橋是借助了張載的“仁愛”名詞，表達自己的人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