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孩子”還是“救救父親”

可是東方發(fā)白，人類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

——魯迅《隨感錄四十》

因為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魯迅《隨感錄二十五》

從20世紀(jì)初，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魯迅的《狂人日記》——發(fā)出“救救孩子”的吶喊，到“文革”結(jié)束時，劉心武在《班主任》中呼吁“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再到近年來關(guān)于加強(qiáng)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shè)問題的一再討論，說明將近一個世紀(jì)以來，“救救孩子”的歷史任務(wù)并未完成。為什么“救救孩子”的歷史任務(wù)如此艱難？“救救孩子”這一命題是否還存在一個未必自明的前提：誰來救孩子？誰有資格救孩子？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使我常常想起閱讀魯迅小說時的種種體驗和困惑：魯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喊出“救救孩子”的人，但他的小說中幾乎沒有被救的孩子，他小說中的孩子不是病死，就是備受摧殘和折磨，或者做毫無意義的“看客”。魯迅小說對孩子命運(yùn)的描寫陰暗而絕望，實在讓人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沉重和震驚。他在《狂人日記》中發(fā)過這樣的疑問：“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但在他的第三篇小說《藥》中的小栓卻偏偏就是一個吃人的孩子，而且是在他父親的幫助下“吃人”的，盡管小栓自己還是難免一死。這不就證明了“狂人”的斷言：“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dāng)初雖然不知道，現(xiàn)在明白，難見真的人！”魯迅為什么不給他筆下的孩子一條生路呢？魯迅小說中孩子的“病”和“死”，究竟有著哪些深層的象喻和指向呢？他在發(fā)出“救救孩子”的吶喊時，是怎樣思考其解救之道的呢？

綜觀魯迅思想發(fā)展的歷程，可以看出，“救救孩子”是他“立人”思想的一個有機(jī)組成部分。只有把他“救救孩子”的吶喊放到他關(guān)于改造國民性的思想體系中去，才能全面地理解其深刻內(nèi)涵和實現(xiàn)途徑?！熬染群⒆印弊鳛楝F(xiàn)代文學(xué)反對封建禮教吃人的主題，雖然是在1918年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中提出來的，但魯迅對這一問題的思考由來已久。從在仙臺醫(yī)專時對“幻燈片事件”的思考，到1907年寫的《文化偏至論》中“立人”思想的形成，始終貫穿著魯迅對國人的精神、個性的觀察和思考。他說：“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wù)，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shù)，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1/01/12442740049910.png" />魯迅終其一生的精神探索和文學(xué)創(chuàng)作，都沒有偏離這一主線。他“救救孩子”的吶喊及其對孩子“病因”的分析、判斷，對“人”之父的呼喚，都顯示了他的深刻和遠(yuǎn)見。

本文試圖通過對魯迅小說中孩子和父親形象的分析，并與他早期論文中關(guān)于這一問題的理性思考進(jìn)行互證，來解讀其小說中孩子和父親形象中所隱含的以“個性”和“精神”為內(nèi)涵的“立人”思想、國民性批判、啟蒙和自我啟蒙等問題。

一、魯迅小說中的孩子和父親

在魯迅的全部三十四篇小說（文言小說《懷舊》，《吶喊》十四篇，《彷徨》十一篇，《故事新編》八篇）中，有十七篇描寫了孩子的各種生存境況及其父子關(guān)系，現(xiàn)將這十七篇小說中的孩子及其相關(guān)內(nèi)容列表如下：

通過對魯迅以上十七篇小說的分析，有以下幾個特別顯著的特點值得深思。第一是小說中描寫的孩子數(shù)量之多。在魯迅的全部三十四篇小說中，雖然以孩子為主角的只有《懷舊》《社戲》《鑄劍》三篇，但那些大量的看起來似乎不經(jīng)意的對孩子生存境況的描寫，在他的整個小說中所占如此多的分量，說明他對孩子命運(yùn)的關(guān)切和思考。第二是孩子命運(yùn)之悲慘和前途之暗淡。除了《故鄉(xiāng)》《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中的孩子以外，其余不是在街頭巷尾充當(dāng)小“看客”，就是備受父親和私塾老師的折磨，或者喪命。第三是小說中“父親”之麻木可憎。魯迅的這十七篇小說中幾乎沒有一個“合格”的父親，即魯迅所說的“‘人’之父”或“覺醒的人”。

（一）孩子

魯迅小說中的孩子，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四類：第一類是在《狂人日記》《孔乙己》《長明燈》《示眾》《孤獨者》中描寫的小“看客”們。他們要么遠(yuǎn)遠(yuǎn)地站在“狂人”前面，同趙貴翁一樣鐵青著臉，嘰嘰喳喳地議論“狂人”；要么就分食了孔乙己的碟子里那幾顆茴香豆，在笑聲里走散，然而也忘記了曾經(jīng)給予他們“快樂”的孔乙己（《孤獨者》中的大良、二良也是此類）；要么以能給《長明燈》中那個“瘋子”頭上暗暗地放上兩片稻草葉為樂；再要么就擁擠在老“看客”們的腿前胯下，興致勃勃地觀賞“囚犯”。這類小“看客”們點綴在那些老“看客”中間，那種強(qiáng)烈的獵奇心態(tài)雖然不失為一種兒童天性的流露，但那種在“狂人”身前身后探頭探腦的舉動總是令人心里不快。況且就他們在觀賞別人時的那種麻木冷漠、毫無同情心而言，又何嘗不是那些老“看客”們的絕佳傳人。魯迅在批判國民的劣根性時也沒有忽視表現(xiàn)在孩子身上的這些可怕的惰性“遺傳”。我們甚至也能感覺到魯迅在描寫這些孩子的那些舉動時，那隱藏不露的憎惡和憤怒。然而，魯迅描寫這些小“看客”的用意絕不止于此。如果說“狂人”作為啟蒙者，他深知那些老“看客”們因為已經(jīng)吃了人而不可救藥。“但是小孩子呢？那時候，他們還沒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睜著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這真教我怕，教我納罕而且傷心?！?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1/01/12442740049910.png" />“狂人”怕什么呢？是什么教他“納罕而且傷心”呢？這些疑問在時隔一年之后的《藥》中，魯迅自己做了回答，那就是啟蒙者不但不被理解，而且要被他所救的人吃掉的悲劇命運(yùn)。然而讓“狂人”更為傷心和困惑的是，這些還未吃過人的、唯一有希望被救的孩子們，何以也“想害我”呢？“狂人”思考所得的結(jié)果，在小說中有兩處基本一致的表述。一是“我明白了。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二是“他的年紀(jì)，比我大哥小得遠(yuǎn)，居然也是一伙；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還怕已經(jīng)教給他兒子了；所以連小孩子，也都惡狠狠的看我”。這里，“狂人”在探索孩子的“病因”時，無疑是將癥結(jié)指向了他們的父親。我以為這就是《狂人日記》在提出“救救孩子”的命題時，思考得更為深刻的地方。第二類是《懷舊》《藥》《明天》《風(fēng)波》《祝?！贰缎腋５募彝ァ贰斗试怼贰惰T劍》八篇小說中的“受害者”孩子形象。他們有的（如《懷舊》中的“余”、《風(fēng)波》中的六斤、《幸福的家庭》中的“孩子”，《肥皂》中的學(xué)程、秀兒、招兒）從精神到肉體備受摧殘，有的（如《藥》中的小栓、《明天》中的寶兒、《祝?！分械陌⒚?、《鑄劍》中的眉間尺）干脆喪命。魯迅給他小說中的孩子安排這樣一個陰冷而絕望的結(jié)局，頗值得我們深思。不用說小栓和寶兒是病死的，即使就這十二篇小說中的全部孩子而言，那也是一種病態(tài)的生活?！安　焙汀八馈背闪怂≌f中孩子生存狀態(tài)的一個整體象征。從這個意義上說，魯迅的這些小說不也是在揭出孩子們身上的病苦，以引起療救者的注意嗎？想一想《懷舊》中的那個連在夢里都要遭打的孩子，以練八卦拳為“庭訓(xùn)”的學(xué)程，或者捧著十八個銅釘?shù)娘埻?，在土場上一瘸一拐的六斤……，我們就沒有理由不相信他們長大以后不又是一個個四銘、九斤老太、七斤嫂和中年閏土。這就是魯迅所說的生命的“停頓”、近似“滅亡的路”。第三類是《故鄉(xiāng)》中的“我”、宏兒、水生、少年閏土和《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中的“快樂的孩子們”。這些“快樂的孩子們”，是魯迅小說中唯一天性未泯的一群。他們看見小兔子就“笑得響”，發(fā)現(xiàn)蝌蚪生了腳就高興。他們陶醉于百草園的草蟲鳴鳥、水鄉(xiāng)月夜的漁火、羅漢豆，他們幻想著戲臺上出現(xiàn)“蛇精”“跳老虎”……。這類孩子和前面兩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是“父親”在他們生活中的缺席?！锻煤拓垺贰而喌南矂　贰渡鐟颉分小案赣H”未曾出場，《故鄉(xiāng)》雖寫了“父親”，但“孩子們”快樂的生活場景中也是沒有“父親”的身影，一旦“父親”在場，“孩子”也就失卻了應(yīng)有的活潑天性，正如閏土從身后拖出來的水生。二是他們的快樂是以“自然”為背景的，這個背景中，無論是小兔子、鴨、蝌蚪等動物，還是百草園、河船、漁火，它們都代表了一種與家庭、私塾、街道、廣場等不同的生存空間和價值取向。后者壓抑、桎梏了孩子的自然人性，從而使他們的成長變?yōu)樯摹巴ｎD”、重復(fù)、墮落甚至死亡；而前者則與孩子們的天性相映成趣，為他們的成長平添了一方自由的樂土，為他們幼小的心靈提供了一個幻想的天堂。這種“自然”，在魯迅的筆下，不僅是一種生存環(huán)境，更是一種新的生命狀態(tài)、人倫關(guān)系的象征，也是“在名教的斧鉞底下，時時流露，時時萌蘗”的人的“天性”。第四類，是《故鄉(xiāng)》中的“我”和宏兒兩個“離鄉(xiāng)者”。宏兒是魯迅小說中唯一沒有受到摧殘而且走出故鄉(xiāng)的孩子?！拔摇痹趧e了故鄉(xiāng)二十余年后，發(fā)現(xiàn)自己雖不過也是“辛苦輾轉(zhuǎn)而生活”，但與閏土相比，“我”已能意識到舊的生活方式的殘暴、對生命的扼殺，開始反省、探索、思考一種“為我們所未經(jīng)生活過的”新的生活；而閏土依然“辛苦麻木而生活”。

以藝術(shù)的方式思考孩子的成長及其命運(yùn)，《故鄉(xiāng)》在魯迅的小說中有特別值得關(guān)注的地方。惟其在“我”和閏土一家三代人身上有著相對完整的成長歷程和不同的命運(yùn)，更能體現(xiàn)魯迅關(guān)于人的成長的悲劇性問題的思考。作為孩子而言，“我”、閏土、水生、宏兒都是快樂的。但到中年以后，“我”和閏土，一個是“辛苦輾轉(zhuǎn)而生活”，另一個是“辛苦麻木而生活”。其間的差別是，“我”已意識到要尋求一種新的生活，而閏土卻還在麻木地重復(fù)著上一代人的生活。當(dāng)閏土從身后拖出水生，讓他給“老爺”磕頭時，“我”看見的“正是一個廿年前的閏土”；而此刻“我”面前的閏土，已由紫色的圓臉變?yōu)榛尹S，而且加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腫得通紅?！拔摇焙螄L不會推想，“廿年后”的水生，又是一個面色灰黃、“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中年閏土。在“我”的幻象中，閏土和他的上下兩代人的形象的瞬間重疊，不正揭示了生命的毫無進(jìn)步可言的重復(fù)、萎縮、“停頓”?！拔摇爆F(xiàn)在雖也“辛苦輾轉(zhuǎn)而生活”，但畢竟意識到了要擺脫這種生命的“停頓”和重復(fù)，尋求新的生活。在這個意義上說，宏兒的離開故鄉(xiāng)，也是“走異路，逃異地”，是對舊的生命程序的反叛和對新的生命意義的追尋。

（二）父親

上舉十七篇小說中，寫到十二位父親形象，其中四位死去了，其余八位中，寫得較為具體的是華老栓、七斤、中年閏土和四銘。這四位父親，前三者是樸實而麻木的農(nóng)民，魯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沉痛筆觸，描寫了他們辛苦而麻木的生活，希望他們能夠成為覺醒的人，但他深刻地意識到這種希望的渺茫。而對于以衛(wèi)護(hù)圣道自居的四銘，魯迅則予以猛烈的抨擊和鞭撻。如果說華老栓、七斤和中年閏土，是在無知和愚昧中不自覺地延續(xù)著傳統(tǒng)的倫理觀念和家庭關(guān)系、父子關(guān)系，那么，四銘這個貌似新派的衛(wèi)道者，則是自覺地鼓吹、宣揚(yáng)殘忍的封建禮教。他要兒子學(xué)程以“做了乞丐，還是一味孝順祖母，自己情愿餓肚子”的孝女為榜樣，說明他還沒有將子女當(dāng)作一個獨立的生命個體，而僅僅將他們看作將來替自己盡孝和報恩的工具——“責(zé)望報償，以為幼者的全部，理該做長者的犧牲”。

二、魯迅個人經(jīng)歷對其小說中父子關(guān)系描寫的影響

魯迅對家庭問題、父子關(guān)系、孩子命運(yùn)的思考，見諸他成年以后的小說和雜文。但他早年的閱讀經(jīng)驗和生活體驗，無疑是引發(fā)他思考此類問題的內(nèi)在動力。一旦現(xiàn)實中的某種境遇觸動了他，這些潛伏著的童年記憶便會浮現(xiàn)出來，成為他進(jìn)行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激情和批判現(xiàn)實的依據(jù)。我們今天閱讀魯迅，依然能感覺到隱藏在文字背后的傷痛、悲憤和震驚。

（一）《二十四孝圖》：在孩子心中死去了的“孝道”

《二十四孝圖》是魯迅童年時曾經(jīng)渴望得到的圖畫本子，但他看了之后卻是對“想做孝子”的完全絕望和掃興。他說，其中最使他不解，甚至于發(fā)生反感的，是“老萊娛親”和“郭巨埋兒”：“我至今還記得，一個躲在父母跟前的老頭子，一個抱在母親手上的小孩子，是怎樣地使我發(fā)生不同的感想呵。”他認(rèn)為老萊子“詐跌仆地，作嬰兒啼，以娛親意”，是“以不情為倫紀(jì)，污蔑了古人，教壞了后人”，“簡直是裝佯，侮辱了孩子”?！肮蘼駜骸币舱痼@魯迅幼小的心靈，他說：“彼時我委實有點害怕：掘好深坑，不見黃金，連‘搖咕咚’一同埋下去，蓋上土，踏得實實的，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我想，事情雖然未必實現(xiàn)，但從此我總怕聽到我的父母愁窮，怕看見我的白發(fā)的祖母，總覺得她和我不兩立，至少，也是一個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礙的人。后來這印象日見其淡了，但總有一些留遺，一直到她去世——這大概是送給《二十四孝圖》的儒者所萬料不到的罷。”這次閱讀經(jīng)驗，使傳統(tǒng)的非人道的所謂“孝道”，在魯迅的心里崩塌了，從而在他的心里，播下了對于虛偽、野蠻的倫理關(guān)系反叛的種子。

（二）背誦《鑒略》：至今還令我詫異的父親

現(xiàn)實生活中，魯迅和父親的關(guān)系，見諸文字的并不多，但頗能顯示魯迅獨到而大膽的思考、直面人生的勇氣和銳利的批判鋒芒。魯迅在《〈吶喊〉自序》和《父親的病》中都寫到父親的病故，但那都是出奇冷靜的敘述。父親的病故只不過確證了世態(tài)炎涼和中醫(yī)昏庸。在朱自清的筆下，父子之間一次尋常的離別，寫得那樣讓人潸然淚下；而魯迅即使寫父親的病故，卻依然是那樣的克制。是理性的批判淹沒了喪父的傷痛，還是魯迅成年以后回首這段人生時，就不再感到喪父之痛了呢？我覺得至少是在理性的層面，他超越了封建的忠孝倫常觀念。一旦他看清了過去父子關(guān)系中被溫情掩蓋著的虛偽而血腥的一面，他將不再掩飾自己的憎惡。《五猖會》中，魯迅就寫了他在童年時所遭遇的一次“精神的虐殺”：有一次他要到東關(guān)去看《五猖會》，臨行前父親突然要他背誦《鑒略》，背不出，就不讓他去。已過不惑之年的魯迅，回憶起這段往事來，那筆端流露的令人窒息的沉重，使我們仿佛依然還能看見他那未被時間愈合的傷口：

我卻并沒有那么高興。開船以后，水路中的風(fēng)景，盒子里的點心，以及到了東關(guān)的五猖會的熱鬧，對于我似乎都沒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現(xiàn)在，別的完全忘卻，不留一點痕跡了，只有背誦《鑒略》這一段，卻還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還詫異我的父親何以那時候叫我來背書。

我曾經(jīng)做出過這樣的假設(shè)：要不是由于父親的病故，從小康人家墜入困頓，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走異路，逃異地”，魯迅極可能要走讀書應(yīng)試的“正路”。父親的病故成了魯迅人生命途的轉(zhuǎn)折點，否則，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將因這位主將的缺席而暗淡不少，整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歷史進(jìn)程或許是另一面貌。但這對魯迅來說是幸還是不幸呢？魯迅小說中基本上沒有合格的、現(xiàn)代意義上的父親形象和理想的父子關(guān)系。我想，魯迅作為一個從舊家庭的父子關(guān)系中成長起來的人，當(dāng)他成年以后，再用理性的眼光審視他的成長歷程時，那些積淀在記憶中的生命體驗，無疑會融化在他的作品中。唯其如此，其作品才能以血肉豐滿的感性魅力震撼讀者的心靈。在《故鄉(xiāng)》中，當(dāng)“我”最終坐了船辭別了故鄉(xiāng)時，和宏兒有一段對話這樣寫道：

大伯，我們什么時候回來？

回來？你怎么還沒有走就想回來了。

我想，魯迅在寫到宏兒“還沒有走就想回來”時，也許會想到他當(dāng)年走投無路時的“走異路，逃異地”的情景。他不像宏兒，對故鄉(xiāng)懷著天真的留戀，而是滿懷著“夢醒了無路可走”的悲哀和無奈離開故鄉(xiāng)的。此情此景，魯迅也許還會想，如果他的父親還在，他又會如何生活？是如閏土那樣辛苦麻木而生活，還是其他的可能性。我猜想，在魯迅的心里，這恐怕是一堆欲說還休的亂麻。雖然他“走異路，逃異地”，但畢竟不是被父親“解放”了的人。

正是魯迅對舊家庭中孩子的遭遇、父子關(guān)系的這種深刻體驗，使他在思考“救救孩子”這一改造國民性的問題時，更為關(guān)注孩子們精神上的病苦，并以血肉豐滿的感性形象和嚴(yán)密的理性思辨，為我們展示了造成孩子精神上諸多缺陷的過程和原因，從而將“救救孩子”的實現(xiàn)，最終指向了“人的覺醒”和“人”之父的出現(xiàn)。

（三）百草園：童年的樂園

無論是被封建倫常統(tǒng)治的家庭，還是枯燥呆板的三味書屋，都不能給童年的魯迅帶來快樂和安慰。唯有置身百草園中，與鳴蟬、木蓮為伍，他才感到無窮的樂趣。在魯迅的童年生活中，百草園所代表的自然人性與家庭、私塾所代表的封建禮教，形成了尖銳的對立。魯迅將對這種無拘無束、率性適意的生活方式的感性體驗，在他后來的創(chuàng)作中，上升到了對人的生命的理想狀態(tài)的理性思考。在《故鄉(xiāng)》《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中的孩子身上，寄托了魯迅對于新的人倫關(guān)系、生存狀態(tài)、生命理想的思考和探索。閱讀這些小說時，我們仿佛還能聽見百草園中那遙遠(yuǎn)的生命的回響。

三、救救父親——“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

魯迅對孩子現(xiàn)實命運(yùn)的思考，既見之于其小說的形象描述，又見之于他更為理性的分析。他說：“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雖然‘人口眾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fù)，然而這許多人口，便只在塵土中輾轉(zhuǎn)，小的時候不把他當(dāng)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1/01/12442740049910.png" />魯迅小說中孩子命運(yùn)的基調(diào)是黑色的，這反映了魯迅對“救救孩子”這一歷史課題的悲觀情緒，而這種悲觀是基于他對閏土、四銘們的清醒而深刻的認(rèn)識的。《狂人日記》的結(jié)尾是耐人尋味的：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救救孩子……

我曾反復(fù)琢磨過這個結(jié)尾，不論是作為小說敘述者的魯迅，還是小說主人公的“狂人”，就他們對中國歷史吃人本質(zhì)的認(rèn)識而言，他們更傾向于認(rèn)為“沒有吃過人的孩子”幾近于無，“或者還有”云云，是魯迅“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qū)”。是“決不能以我之所必?zé)o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但我仍然覺得這吶喊是“悲哀”的，這“悲哀”源于他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深刻洞察和體驗。這也是魯迅之所以沒有在他的小說中以廉價的樂觀，給孩子們預(yù)約一個光明的黃金世界的原因。如果沒有父親們的“覺醒”，“救救孩子”的吶喊是容易流為空喊的。魯迅說，這是一件極偉大的要緊的事，也是一件極困苦艱難的事，它需要我們一面結(jié)清舊賬，一面開辟新路。

繼1918年4月在《狂人日記》中發(fā)出“救救孩子”的吶喊之后，又分別于1918年9月、1919年1月、1919年2月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隨感錄二十五》《隨感錄四十》《隨感錄四十九》等雜感，探討孩子的“解放”和父親的資格及父子關(guān)系等問題。尤其是他發(fā)表于1919年11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上的《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一文，“對于從來認(rèn)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問題”進(jìn)行了猛烈的抨擊，并聲言“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罷了”。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有這么多的文字探討這一問題，足見魯迅對這一問題思考的深度和廣度。魯迅并未停留在“救救孩子”的吶喊上，他深知在當(dāng)時的社會里，孩子們還缺乏自救的能力，所以，“反抗”和“出走”不曾出現(xiàn)在他的小說里。那么，拯救之道何在呢？由誰來救孩子并且怎么救呢？魯迅的這幾篇文章，就是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回答。

在魯迅看來，中國的孩子，之所以“大了以后，做不了人”，是因為中國的父親中了舊習(xí)慣舊思想——父權(quán)思想——的毒太深了。他們將子女看作自己的占有物，“抹煞了‘愛’，一味說‘恩’，又因此責(zé)望報償，那便不但破壞了父子之間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實際的真情，播下了乖剌的種子。”認(rèn)為中國的父親，“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而不是‘人’的父親，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1/01/12442740049910.png" />他們精神上的種種缺陷，使他們不具備做父親的資格，這樣的人，“就令硬做了父親，也不過如古代的草寇稱王一般，萬萬算不了正統(tǒng)?！?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1/01/12442740049910.png" />那么，什么樣的人才是合格的父親呢？魯迅認(rèn)為，合格的父親，他們“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應(yīng)預(yù)備一種能力，便是自己雖然已經(jīng)帶著過去的色彩，卻不失獨立的本領(lǐng)和精神，有廣博的趣味，高尚的娛樂”。這就是魯迅所說的“‘人’之父”“覺醒的人”。正像“狂人”一樣，他們不僅要具備反思?xì)v史和現(xiàn)實的能力，更要具備反思自我的意識和能力。只有通過這種自我反思、自我覺醒，才能使他們獲得首先是作為“人”的父親的資格。可見，魯迅是把“人”的資格的獲得，作為“救救孩子”的先決條件的。他們要覺醒到自己作為父親和孩子都是平等的人、獨立的人。父親對于孩子并沒有絕對的權(quán)力和威嚴(yán)，每個人都是“生命的橋梁的一級”“過付的經(jīng)手人”，所以，“此后覺醒的人，應(yīng)該先洗凈了東方古傳的謬誤思想，對于子女，義務(wù)思想須加多，而權(quán)利思想?yún)s大可切實核減，以準(zhǔn)備作幼者本位的道德”。“自己背著因襲的重?fù)?dān)，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既然中國舊理想的父子關(guān)系已經(jīng)崩潰，就應(yīng)該建立一種新的父子關(guān)系：

老的讓開著，催促著，獎勵者，讓他們走去。路上有深淵，便用那個死填平了，讓他們走去。

少的感謝他們填了深淵，給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謝他們從我填平的深淵上走去?！h(yuǎn)了遠(yuǎn)了。

明白這事，便從幼到壯到死，都?xì)g歡喜喜的過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過祖先的新人。

這是生物界正當(dāng)開闊的路！人類的祖先，都已這樣做了。

作為啟蒙者的魯迅，他從對國民性批判的角度描寫了孩子們的各種不幸和病苦，發(fā)出了“救救孩子”的吶喊，并探索一種理想的、適合人的自然天性的生存狀態(tài)和基于自我覺醒的自主、自立的新的人生方式。更為重要的是，他并未停留在“吶喊”上，而是由此去思考由誰以及怎樣去“救救孩子”等更為關(guān)鍵的問題。魯迅認(rèn)為，如果要“救救孩子”，首先是“父親”要取得“人”的資格——既能認(rèn)識到自己是一個有生命意義和價值的人，同時也能尊重孩子的人格尊嚴(yán)和意志自由，把他當(dāng)作一個獨立的人看待。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魯迅對啟蒙者提出的自我啟蒙的要求。就孩子的生存狀態(tài)而言，《故鄉(xiāng)》《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中的孩子，似乎代表了魯迅合乎自然的人性理想；就人生方式而言，《故鄉(xiāng)》中的“我”和宏兒的“走異路，逃異地”，代表了一種迥異于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

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58頁。
魯迅《狂人日記》，《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45頁。
魯迅《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 2005年，第137頁。
《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一卷，第140頁。
魯迅《二十四孝圖》，《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263—264頁。
魯迅《隨感錄二十五》，《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311—312頁。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441頁。
魯迅在《〈吶喊〉自序》里說：“至于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dāng)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惜用了曲筆……。”
《故鄉(xiāng)》中的“我”是“逃”異地，宏兒是被“我”“帶走”的。
《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一卷，第138頁。
魯迅《隨感錄二十五》，《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第312頁。
《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一卷，第139頁。
同上書，第141頁。
同上書，第137頁。
同上書，第135頁。
魯迅《隨感錄四十九》，《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3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