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三年，我試作《中國禪學(xué)史》稿，寫到了慧能，我已很懷疑了；寫到了神會，我不能不擱筆了。我在《宋高僧傳》里發(fā)現(xiàn)了神會和北宗奮斗的記載，又在宗密的書里發(fā)現(xiàn)了貞元十二年敕立神會為第七祖的記載，便決心要搜求關(guān)于神會的史料。但中國和日本所保存的群宗材料都不夠滿足我的希望。我當(dāng)時因此得一個感想：今日所存的禪宗材料，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北來和尚道原、贊寧、契嵩以后的材料，往往經(jīng)過了種種妄改和偽造的手續(xù)，故不可深信。我們?nèi)粢饕徊慷U宗的信史，必須先搜求唐朝的原料，必不可輕信五代以后改造過的材料。

但是，我們向何處去尋唐朝的原料呢？當(dāng)時我假定一個計劃，就是向敦煌所出的寫本里去搜求。敦煌的寫本，上起南北朝，下訖宋初，包括西歷五百年至一千年的材料，正是我要尋求的時代。況且敦煌在唐朝并非僻遠(yuǎn)的地方，兩京和各地禪宗大師的著作也許會流傳到那邊去。

恰好民國十五年我有機會到歐洲去，便帶了一些參考材料，準(zhǔn)備去看倫敦、巴黎兩地所藏的敦煌卷子。九月中我在巴黎發(fā)現(xiàn)了三種神會的語錄，十一月中又在倫敦發(fā)現(xiàn)了神會的《顯宗記》。此外還有一些極重要的禪宗史料。我假定的計劃居然有這樣大的靈驗，已超過我出國之前的最大奢望了。

十六年歸國時，路過東京，見著高桶順次郎先生，常盤大定先生，關(guān)吹慶輝先生，始知矢吹慶輝先生從倫敦影得敦煌本《壇經(jīng)》，這也是禪宗史最重要的材料。

高桶，常盤，矢吹諸博士都勸我早日把神會的遺著整理出來。但我歸國之后，延擱了兩年多，始能把這四卷《神會遺集》整理寫定；我另作了一篇《神會傳》，又把《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所收《神會語錄》三則抄在后面，作一個附錄。全書共遺集四卷，跋四首，傳一篇，附錄一卷，各寫兩份，一份寄與高桶博士，供他續(xù)刊《大藏經(jīng)》的采用，一份在國內(nèi)付印，即是此本。

神會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總司令，是新禪學(xué)的建立者，是《壇經(jīng)》的作者。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勛之大，影響之深。這樣偉大的一個人物，卻被埋沒了一千年之久，后世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語錄埋藏在敦煌石窟里，經(jīng)過九百年的隱晦，還保存兩萬字之多，到今日從海外歸來，重見天日，使我們得重見這位南宗的圣保羅的人格言論，使我們得詳知他當(dāng)日力爭禪門法統(tǒng)的偉大勞績，使我們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禪宗偽史，而重新寫定南宗初期的信史：這豈不是我們治中國佛教史的人最應(yīng)該感覺快慰的嗎？

我藉這個機會要對許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謝。我最感激的是：

倫敦大英博物院的Dr．lionelGiles，

巴黎的PrDfesorPaulPelliot，

沒有他們的熱。已援助，我不會得著這些材料。此外我要感謝日本矢吹慶輝博士寄贈敦煌本《壇經(jīng)》 影本的好意。我得著矢吹先生縮影本之后，又承Dr．Giles 代影印倫敦原本。木久我要把敦煌本《壇經(jīng)》寫定付印，作為《神會遺集》的參考品。

余昌之、周道謀二先生和汪協(xié)如女士校印此書，功力最勤，也是我很感謝的。

十九·四·－